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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庚子围城（第3页）

。

[10]此前一日，高枏便在日记中写道：“十六日，毁海岱门（崇文门）教堂，刘夏先言当走。

答以路赀不易，家小出去亦无安顿处。”

[11]华学澜则在五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知沈金门已避乱南行”

；后又在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酌升频频来信，约同避难。

商之许久，主意不决，余终持不行之说”

。

[12]在五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诏宣战前，无论是家乡在江苏、四川的恽毓鼎、叶昌炽、高枏，还是家乡在天津的华学澜，身边都有同僚或同乡，或已经或准备离京避难。

是否走，能否走，对于庚子年五月中旬还身在京城的京官而言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而走与不走，则体现了京官在生命安全、官位得失与官员职责，乃至朝廷大义之间的权衡。

对于华学澜而言，其在五月“终持不行之说”

，原因相对简单，即“道路梗塞”

。

他的很多天津同乡均因道路梗阻而折回：“陈润甫前辈家眷，行至河西务，以杨村有洋兵合战，又折回”

；“刘年伯欲回津，以道路梗塞中止”

；“金门赴津，行至杨村，以道阻折回，现住通州”

。

亦有成功回津的，但一路颠沛流离也足令人提心吊胆：“亦香、苏雨翁二十二日由水路回津。

梯云二十三日由水路回津。

星垣二十四日由旱路回津。

前为七弟去信，令其访诸人详询路上情形。

回信云诸人并未到津。”

至六月六日，华学澜才得信，“知诸人三十日始抵家，稍觉放心”

。

坐火车本来只是一日的行程，现在要走六七日，难怪华学澜在日记中写道：“如传闻所云，道路梗塞之故，实可骇惧。

此余所以力主不动之说也。”

[13]在这种情况下，华学澜选择不走，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恽毓鼎的不走，某种程度上也有这种考虑。

当友人纷纷遁去，恽毓鼎于六月七日的日记中录下曾国藩书札中的一段话：“防守之道，第一要人心镇定，断不宜逃徙出城。

去年七月贼匪未来之先，城中居民有逃往湖北而遇害者，有逃往各县各乡而遇害者，可见生死前定，命数应死者，虽逃亦死，命数应生者，不逃亦生也。”

恽表示“此语足定人意”

。

[14]另一个让华学澜不走的原因是，清廷对于出走京官的严厉惩罚，前文已述，此处不再赘言。

对于华学澜及相当一批不走的留守京官而言，仕途正是他们不愿意逃离京师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