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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报与庚子国变时的南北通信（第5页）

[112]至此，南北之间的电报通信渠道基本稳定下来。

从五月十二日至六月底七月初，南北之间的电报通信状况不断恶化，朝廷的电旨和督抚的电奏不但不能准时递达，而且能否递达也成为一个问题。

盛宣怀曾于六月六日致电保定电报局：“迭次专差送京电信，某电送到，某电送不到，有无回信？即分析查明速复。”

[113]盛宣怀因此一再表示：“上谕难通”

“十日内上谕不通”

“半月无京信”

“京信、电俱阻，七日无信”

，而与此同时，地方督抚办事，须有电旨，“方有率从”

。

朝廷中枢与地方督抚在信息沟通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障碍与混乱，但也正因为这种障碍与混乱，使得东南督抚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去谋划东南互保。

[114]特别是当一些不利于东南互保的谕旨或电奏出现时，“负责接收京津各省电报消息”

的盛宣怀，能有充分的理由，或延缓或屏蔽相关信息。

[115]

在盛宣怀的一手操控下，东南督抚还与奕劻、荣禄、王文韶建立了秘密的沟通渠道。

六月十七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表示：“揣摩诏旨两歧，大家觑破。

疆臣把握全局，转圜均在此，但必须请得一密旨，方有率从。

督抚未便出名，某是闲曹，谨用虎城密电，请庆邸独对。

此电颇有关系，乞照录三份，分速递京，分送庆王爷、荣中堂、王中堂拆。”

[116]在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的虎城密电中，盛宣怀表达了与朝廷谕旨大相径庭的看法，并表示，该电“与江、鄂、闽、粤往返电商，意见相同，但疆臣不敢显言，某以闲曹，受恩深重，敢冒斧钺，乞代密陈”

，最后特别强调“如有密旨，请用虎城电码，分递济南、保定递上海道分转最妥”

[117]。

七月五日，盛宣怀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再次强调紧要电报需用密码：“九五号微电，暨尊处致粤督九八号歌电，皆系用新编，恐有泄露，转碍全局。

以后务饬凡要紧报，均用密码为要。”

[118]

由于这些密电均要通过山东转递，在督抚中资历甚轻的袁世凯得以参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疆臣领袖与荣禄等中枢重臣的往来密谋，无形中大大提升了袁世凯的地位。

例如刘坤一、张之洞六月一日的会奏便是由“东抚代为具摺”

[119]。

此前，盛宣怀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表示：“会奏已由洋线递榆关，东抚专马，四日到京最稳速，请另寄慰廷一份，并可请其列名。”

[120]前文曾述联军进城后，徐郙等三十三名南城京官，联名函催李鸿章进京议和的电报，也是通过袁世凯转发的。

庚子国变时期南北通信的重重阻隔，使得袁世凯因祸得福。

此一时期，山东不但是地理上连接南北的枢纽，也成为信息通信上连接南北的枢纽。

袁世凯作为山东巡抚，在此期间为各方所瞩目，亦得以参与机要，为其日后之显达积累了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