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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第4页）

笃哥又独在张家口，流离分散，忧心如煎。”

[143]杨度遣人往朝阳发电，“问家眷消息”

，“电断不能达”

；再发电往天津，“亦不能达”

。

杨度之母令其“由清江大道晨夜兼驰，趋赴天津，以迎家室”

，但“恐其避乱南归，中途相左”

，只能作书先探消息，须“眷未归，路可通，然后往”

。

于是又遣人“至县发信，归云可去，但局中无北方来书”

，杨度为此叹道“亦可忧也”

。

直至七月五日，“得朝阳书，知天津家属尽避丰台，笃哥亦往，虽暂不能归，合家闻之，已皆狂喜不寐”

。

无论是身处北京的华学澜，还是身在湖南的杨度，或者是身在上海的盛宣怀，以及身在常州的恽毓鼎伯母，他们的多方询问以及忧心如焚，都是因为他们有家人身在众所周知的危难之中。

同样，对于身处危城者，他们也非常理解家人想要获悉自身信息的迫切性。

华学澜在八月七日的日记中表示：“耀卿来，拟觅一人往胜芳送信，其家现在胜芳。

天津人在彼避乱者甚多，恐音信不通，以讹传讹，不知说京城若何糜烂，思去信以慰之，用心良是。”

[144]同一天，恽毓鼎也托人“带家信一纸，报眷口平安，使伯母诸兄弟知余全家尚在也”

；八月三十日，又托“士斋访赫德”

，“将家信讬其寄南，赫君即日交邮局寄去”

，恽毓鼎感叹“家书抵万金，信然”

。

[145]此时，对于更多的人而言，寄信还是得托人转递。

如华学澜在八月二十三日记道：“世月舫来，闻有赴津人便，烦为其尊人往湖北寄信”

，“铭宝臣亦送来一信，讬寄往浙江湖州府”

。

[146]九月廿五日，因为汪贻书将要回南，高枏“持东垣信往浏阳馆”

，“面交颂年”

。

[147]京官们“思去信以慰”

远在家乡的亲人，是因为他们担心“音信不通，以讹传讹，不知说京城若何糜烂”

，使得亲人倍加忧虑。

这些远在家乡的亲人们何以认为“京城若何糜烂”

呢？除了“音信不通，以讹传讹”

之外，报刊的推波助澜应该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