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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第3页）

庚子国变时，盛宣怀的二女儿及女婿姚赓韶正在北京，且女儿将要产子，因此在盛宣怀的多封电报中，可见其对于女儿女婿状况的询问与安排。

如盛宣怀在五月十九日致北京电局电报委员冯敩高的电报中，询问“小女产否”

，且嘱咐“外耗切勿告之，恐一惊又病”

；五月二十七日致总署总办顾康民的电报中，又询问“小女产安否”

，并要求“详细复电交慰帅，专马甚速”

；六月三日致姚赓韶的电报中，再次询问“二女产安否”

，并指示“汝等应避西城，望速复电，交专差保定发”

；六月十一日，致电已逃到德州的冯敩高，“小女是否同到德州？何以不提？速据实电示”

。

[139]身处乱世，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再加上消息隔绝，更激发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渴求。

即使是掌握中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要了解家人的信息，也不得不一再通过询问他人来获悉。

即便如此，也已属幸运。

更多的人，包括普通官员，则是完全无法得知家人信息，以致常在担心恐惧之中，甚者忧虑而死，恽毓鼎伯母便是如此，而恽毓鼎获此噩耗，已在其伯母去世四十日后。

高枏也有类似经历，其在十一月八日的日记中表示：“自三月以后，未接家函，寿侄以即用到湘，初得小厘差，到局而殁（四月初一）。

至九月初八，予乃得信，大局未宁，内忧遂迫。”

[140]当华学澜于七月四日收到华金寿于六月十七日发自清江浦的书信时，华金寿已于七月一日因酷热异常，“忽得痧症不及施救”

而在常州去世。

[141]

相对而言，此时更让华学澜揪心的是，其在天津的家眷自六月十八日后便再也没有任何家信寄来。

六月二十日，华学澜听说天津失守的传闻，“未知确否，心甚悬系，然亦无可奈何”

。

次日，“遣李二到弼叔处询问接家信否”

，“未见家信，只知天津北门已插俄国旗”

。

六月二十二日，“何清由大德通回，言伊处无便寄山东信，天津信局亦不收，两信均转回”

，“见实甫，知洋人入天津城，系以教民扮作义和团，赚城而入。

城外同乡亦均未接到家信，此系得之传闻”

。

无可奈何之下，一些天津京官决定各派家仆结伴回津“探听确耗”

。

七月二日，“表姐丈郦君自津来，言二十八日伊尚进城，城内焚掠不堪”

，“无论男女皆掳往紫竹林，勒令入教，剪去发辫，为之执役”

，华学澜“闻之令人心悸欲死。

然其人素好过言，亦未敢深信，然心不能不摇摇如悬旌也”

。

直到七月二十七日，华学澜家的仆人从天津来京，其询知家中全眷皆无恙，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喜可知矣”

[142]。

身在湖南的杨度在六月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伯父独在朝阳，伯母与两幼弟在天津，道阻千里，两不相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