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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第2页）

即日复其一信，交原人带回”

[133]。

家眷主要在天津的华学澜[134]自五月二十日后几乎每天都在收寄家信中度过：五月二十日，“龙文穆来，将家信交伊，讬其代送”

；五月二十三日，“峻山去时，家信交伊烦代送”

；五月二十五日，“卫哥又接家信，知天津洋人义和团在河东大战，房舍均烧，居民逃遁，城内尚属安静”

；五月二十八日，“接家信，知大沽炮台失守。

罗军门退至天津，即写一信，交送信人带回”

；六月一日，“接家信，知天津尚未大乱，只每日必须坐夜防火，李信夫妹丈因絮村姻伯在张家湾，久未见信，信局捎信，不能到张家湾，嘱余由京为去一信，催其为家中寄信，晚写信，并李姻伯信”

；六月六日，“接家信，即于卫哥回信附注数语，交送信人捎回”

；六月十六日，“接家信，十三所发，知七弟得子，四弟由杨村回家。

训平信，言天津鼓楼南、城楼各署，均被洋人用炮打缺。

并云天成韩宅有致死者，焚去四合房六所，意甚仓皇，欲行逃避。

七弟信甚安闲镇定耶，恐余悬系耶，不得而知。

唯见家信知家人均尚无恙，即足慰耳”

；六月十七日，“实甫归，携来弼叔家信，知大沽口及东局均已恢复，天成韩宅死却小孩二个……炮弹几于无家不有。

危哉！”

；六月十八日，“聚兴杜记报房来取家信，信系十六日接信后所写，原为送信人顺便带回，乃伊不耐久等，先往他处送信，至今日始来取酒资取信，因迟日已多，在信后又赘数语，然后交伊”

。

[135]

由上可知，在六月十八日天津沦陷前，京津间的通信并未中断，除托人代送外，专门的送信机构也仍在运转中。

五月中旬时，航海而来的南方书信亦可由津沽送到。

互有来往的天津京官收到家信后，会互相传观。

身在南方的翁同龢对于北方状况的了解，主要来自报纸，此外便是家书。

其所观之家书，亦多是传观他人之家书：六月十一日，“李玉舟家书，廿一发，云城内外焚烧千余家，同乡人均已迁避，此确信”

；六月二十一日，“得郋亭函，传抄李家驹家书，详上月下旬京师事，即复之”

。

[136]当时南北之间的通信因华北之乱，已存在较大障碍，所以叶昌炽于六月四日“作南信一函，寄康吉、允之、心葵，属后事”

，但又担忧此信“能达与否，未敢必也”

。

[137]其实，此时南北之间亦有成功通信者，如华学澜于七月四日“接一叔信，十七日自清江浦发”

；七月十日，又“接一叔信，前月二十三日由清江浦发者，较前三信加详，已闻天津失守，尚未知乡试改期”

。

[138]华学澜的“一叔”

即华金寿，时派为福建乡试主考官。

华学澜于七月四日收到华金寿于六月十七日发自清江浦的书信，后又于七月十日收到六月二十三日发自清江浦的书信，可见当时南北通信亦有可能，书信从清江浦至北京约需半月以上的时间。

这或许也与华金寿时为福建乡试主考官的身份有关，其信可以通过国家驿传体系送达，因此更有保障。

实际上，对于那些位高权重者而言，即使身处乱世，想要获得家人的信息，仍是不太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