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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刊与南方对北方乱象的了解及想象（第2页）

联军七月二十一日攻占北京，盛宣怀七月二十三日得知此信，由此可知联军的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快捷程度或更优于济南之转递。

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报刊采用来自烟台的电报，在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上是非常有力的。

不过，对于当时的报刊而言，类似的电报新闻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消息得自友人来函及传闻，因此消息不准确者也非常之多。

如《中外日报》七月十三日在头版“紧要新闻”

中有这样一则报道：“探得初三日被祸之大员，除许侍郎、袁京卿外，尚有五人。

闻朱古微阁学祖谋、恽薇孙阁学毓鼎均在其列。”

七月二十七日的“紧要新闻”

中，又如此更正：“探得荣中堂及朱阁学祖谋、恽阁学毓鼎、黄翰讲思永均下刑部监禁。

按：据此，则前报所登朱恽二阁学与袁许二公同时赐死之说，的系讹传。”

[156]本节开头所述恽毓鼎伯母于七月二十七日去世，或许也与当时的报刊误传信息有关。

事实上，《申报》还曾针对不确信息发表过相当于社论性质的评论文字，如六月三日在头版刊登的新闻：“探闻昨日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珊观察接北方确电云，拳匪已平，大沽西人守东炮台，华兵守西炮台，西兵舰均泊口外，电线已接，惟火车尚未通行。”

[157]次日，便发表论说，表示：“北方匪已渐平，自可信为确凿。

非但北方浩劫从此可消，而南方人心亦可以定，沪上之市面亦即可有转机，杞人之忧遂瓦解冰消，不禁为之喜而不寐。”

[158]正因为如此，翁同龢在日记中多次表示，“报纸皆谣言”

，“报传多妄”

，但同时又离不开报纸，对于某日报纸之有无甚为上心，在日记中也不忘记录。

总体而言，翁同龢对于报纸上的新闻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如八月二日所记：“报传銮舆还京，疑信参半，苦不得确音”

；又于闰八月九日记：“日报刊某大臣于扈从出都日记，其真伪莫知，然于六飞在途情形甚详备，自恨羁囚，不能奔赴，饮泣而已”

。

[159]虽然对于报纸上的新闻半信半疑，但这些新闻终究还是极大地影响了翁同龢的心境乃至生活，如七月二十五日从报上得知联军入京师的信息后，翁同龢于次日“晨入城”

，“中怀郁结，耳鸣如雷”

，二十七日“头旋欲仆，胸中搅扰作恶”

，因而不得不请人诊治，更表示“值此事势，祈死不得”

。

对于南省一般读者而言，尤其是有亲人有困处北方者，报刊上有关南省官商士民的新闻报道，一定也会极大影响他们的情绪与生活。

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当时的报刊上并不少见。

其中，既有对北方乱象生灵涂炭的概述性呈现，也有对某些人物个人命运的具体关注。

如天津失陷后，《中外日报》曾于七月一日以《记津地近状》为题对天津兵灾后生灵涂炭的状况进行白描，“城中各处，遍地瓦砾，情景凄凉，殊形惨目”

，“男女老少，尸骸满地”

；七月二日，又以“津电照译”

为题再次进行描述：“天津城内情形，伤心惨目，殊非笔墨所能尽述。

街巷间尸骸横陈多以千计。”

[160]《申报》亦于七月二日以《函述天津乱事》为题，登载了由津回沪之人口述的天津乱状，其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死亡甚众，尸积满河，又有多尸从上游流下……间有被洋人轰击屋宇中弹而毙者。

沿河臭秽异常，河水不可供饮食。”

[161]

北京失陷后，有关北京的类似报道也有不少，如《中外日报》八月二十四日以《行纪照录》为题登载了“寓居日本友人”

提供的“日本人植松良三所著北京行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