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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刊与南方对北方乱象的了解及想象（第3页）

：“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分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淡。

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

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

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

计京城内富豪大官之居宅，竟无一不遭此难者，决非过论。”

[162]植松良三之所以特别强调“此我等所亲见”

，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

，乃是因为当时的一般国际舆论，包括南方一些报刊均认为联军纪律严明，不会出现“公然大肆掠夺”

等现象。

当时《中外日报》《申报》等南省报刊关于北方的新闻又多转译自西报，因此报纸上关于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大肆抢劫的报道极少，至八月十六日南省某读者致函《中外日报》，仍称“联军入都”

“颇有纪律”

。

[163]南省报刊与读者对于联军的这种印象，一方面来自于西方人的长期自我标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信息的极度缺乏。

南省报刊有关北方战乱的新闻信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电、西报、西人来函，因此难免对于北方乱状产生不准确的想象。

[164]

因为缺乏更多更准确的有关京津乱状的信息来源，报纸上更多的是一些具体到个人的乱世遭遇。

这些信息多出自“各地来函”

，即那些从北方逃回南方者的口述，或者各地访事人有关各地官绅士商自京津逃回南方传说的耳闻，其中以访事人的耳闻居多。

《中外日报》七月十日刊登了一则“苏州来函”

：“某观察哲嗣昆季三人素在北洋学堂肄业，当天津租界失守时，被俄兵掳去三日，充当包尸苦工。

继经西教习丁君设法救出，仍回学堂暂住，直至上月二十日始由丁君护送上轮，乃得生还吴地，亦险矣哉。”

八月十日报道：“有友来自津郡者，述及扬郡李毓如部郎全家惨死之状，令人发指。”

八月二十一日，又报道：“湖北京官范郎中德镕、胡主政大崇，均在京寓为枪炮之声震惊毙命”

；“铁政局委员查大令有铨，于四月间奉解京饷，并请咨引见。

到京后……大令进退维谷，忧闷成疾，殁于京邸”

。

[165]前文所述有关朱祖谋、恽毓鼎的报道，也正是大量类似报道中的普通一例。

除南省人在京津遭难的报道之外，还有一类报道也非常之多，即南省人逃难路上的遭遇。

《中外日报》于七月十三日在“紧要新闻”

栏中以《记京电局冯君遇险事》为题，详细报道了北京电报局委员冯敩高离京南下行程之艰险：“行至通州，雇舟将行，突有义和团数十人聚而询其姓氏。

紫仙应之曰冯，团匪意似甚怒，即曳至岸上询其即洋报局总办否，紫仙见势不佳，诡称并非洋报局总办，再三恳求，团匪始释之去。

复行至沧州一带，又有团匪高声询有洋报局总办冯某否，紫仙已预嘱舟人勿应，始获安抵济南，现已雇车赴清江矣。”

[166]当日该报又云：“近日凡苏人之自北归来者，类皆行李全无，仓皇失措。”

七月十五日又以“山东友人来函”

的形式，报道“有自天津来之某观察家眷船数号，行李颇多，该匪故借查验为名，登舟行劫，继竟肆意杀人，计各船上共死百余人，夺去什物计值千余金”

。

[167]以“某观察”

为名而不指名道姓的报道，在这些报刊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逃难者均有名有姓，如“前任顺天府府尹胡云楣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