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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急善局的创办与江南义赈传统（第3页）

，系指财产达百万（两）以上者。

南浔“四象八牛”

皆因治丝而起家致富，所谓浔商集团，其形成的标志正是上海丝业会馆与南浔丝业公所的成立。

庞家以丝业起家沪上，善同洋行周旋，开设有庞怡太丝行。

致富后，庞家曾放弃丝业，进军药业，在南浔开设庞滋德国药店。

[84]庞元济于光绪六年考中秀才，光绪十四年其父以庞元济之名捐款十万两银子赈灾，因此庞元济被补为博士弟子，获赏候补四品京堂。

[85]因家资巨富，庞元济多次凭借赈捐获得朝廷奖赏：光绪十六年七月，朝廷以捐赈巨万，“予候选员外郎庞元济”

“奖叙”

[86]；同年九月，朝廷“以捐助巨款，赏浙江乌程县廪生庞元济举人”

[87]；光绪十八年十一月，朝廷以捐银助赈，赏“刑部郎中庞元济四品卿衔”

[88]；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朝廷“以捐饷万两，予刑部郎中庞元济军机处存记”

[89]。

庞元济虽然多次因巨额捐款获朝廷奖赏，以至获赏举人，但这些捐款可能多属官赈，与义赈关系不大。

[90]

不过，庞元济与义赈也并非毫无关系，二者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上海丝业会馆上。

上海丝业会馆由沪上“丝业领袖”

浔商陈竹坪发起，多位浔商列名董事，这体现了浔商在上海丝业界地位的举足轻重。

[91]陈竹坪很早便参与义赈活动，且拥有自己独立主持的收捐处，即陈与昌丝栈筹赈公所。

陈竹坪生前在义赈界的地位，与施善昌等，亦为义赈主持群体的领军人物。

[92]庞元济于光绪二十一年不顾其父不准从事丝业的遗训，与杭绅丁丙等合资白银三十万两，在杭州创办世经缫丝厂；次年又在塘栖办大纶丝厂，同年在南浔创办南浔汽机缫丝厂等。

[93]重新进入丝业的庞元济，与上海丝业会馆建立联系当非难事，且庞元济长期助赈，深得赈捐之益，故当庚子年的救援行动被提上议事日程时，庞元济与施则敬共同作为仁济善堂与丝业会馆的筹赈人，也实属正常。

以上所述济急善局的创办者，或长于劝捐，或雄于资财，均是长期与义赈、官赈等慈善赈捐活动相关的人物，且均与李鸿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严信厚曾入李鸿章幕府，其能以盐务起家乃拜李鸿章所赐。

杨廷杲长期供职于电报局等洋务企业，而这些洋务企业正是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施则敬办赈得奖，也多与李鸿章有关。

[94]庞元济亦是如此，其因赈捐获朝廷奖赏，多由李鸿章向朝廷奏请，特别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庞元济之蒙赏举人，乃李鸿章力请朝廷“破格施恩”

而来。

[95]更重要的是，严信厚、杨廷杲、施则敬等义赈领袖与洋务企业的紧密关系，如三人均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施则敬在庚子后还曾担任轮船招商局汉口分局经理。

[96]义赈兴起后不久，因为办理直隶河间赈务，李鸿章、盛宣怀便与江南义赈士绅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民用洋务企业正处在筹议、筹建的起步阶段。

因此，正如易恵莉在《郑观应评传》中所指出的，盛宣怀与江南义赈领袖“在赈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同人关系，转化为创办企业活动的合作关系”

[97]，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光绪六年津沪电报的创办。

盛宣怀确定的上海电报分局的领导机构由郑观应、谢家福和经元善三人组成，而这三人加上盛宣怀正是光绪九年江南义赈同人向外界公布的四位“义赈经理人”

。

盛宣怀将创办电报与赈务活动的因果关系视为“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

。

正是由于江南义赈主持群体与李鸿章的这种紧密联系，尤其是李鸿章对于这些义赈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因而在李鸿章“面谕”

之后，严信厚等很快便发起成立了济急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