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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路救援与协济善会的创办（第6页）

于是救济善会派人带着钱粮赶赴济宁，而杨兆鏊兄弟更是因此成立了协济善会。

在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禀稿中，协济善会表示：“惟近来保定不靖，其间官商人等势难安处”

，“近悉山东抚宪袁电覆前苏松太蔡道，京津保三处逃难来者日多”

，“饥寒堪虞”

，“职道等目击时艰，不忍坐视，另设协济善会，集资万金，商延户部主事徐信善、候选知县朱孝威，及诸善士携资，并各带意国领事官护照，赶赴德州以上，择其逃难最多之区，或给资南归，或给衣食，因地制宜，相机从事”

。

显然，禀稿之表述与《协济善会启》大致相同。

刘坤一对此批示道：“该员等因东省地方，近来京津等处逃难官商日多，特另设协济善会，筹集巨款，邀请善士，携往查散川资，或给衣食，俾可南归，实属乐善好义、造福无穷。”

[135]李鸿章也对该禀稿有过专门批示。

[136]后来，协济善会也以《济南来电》等形式在《申报》上公布他们的救援行动与成果：“到德州，难民果多。

回济南，先资送在济廿余家回南，用款千五百两。

俟款到，再赴德景察办。”

[137]

可以说，在陆路救援方面，当济急善局的力量退出之后，协济善会起而填补了这个空白。

就实力而言，协济善会与济急善局、救济善会都无法比拟，而其之所以能够填补这个救援空白，乃是因为当时救援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京津一带：“天津”

一路是由陆树藩的救济善会负责；而所谓“京城”

一路，即对留守京官的救援，主要是由济急善局负责。

[138]

[1]济急善局此后扩展为东南济急善会，盛宣怀成为该善会最重要的主持者，本书第四章将详述。

[2]《救济善会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3]《济急善局公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4]《欣回故土》，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日。

[5]《谊笃梓桑》，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6]周秋光：《近代中国慈善论稿》，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余迅翎：《东华医院与近代香港华人社会》，12页，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8。

[8]张晓辉主编：《百年香港大事快览》，70页，成都，天地出版社，2007。

[9]张晓辉：《近代香港的华商社团》，载《档案与史学》，1998（1）。

[10]《粤人好义》，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11]贺跃夫：《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载《近代史研究》，1998（2）。

《广州简史》认为创办人是“朱寅初、陈启沅等”

，见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33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2]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332页。

《申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粤海春波》为题对此亦有报道，指出其“专为儿科一门而设”

。

[13]《粤省平粜》，载《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14]《关心民食》，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局示照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15]《傅相批牍》，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六日。

[16]贺跃夫：《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载《近代史研究》，1998（2）。

[17]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332页。

[18]邱捷：《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