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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籍绅商与粤籍京官之救援（第7页）

七时后始返保安寺街三水会馆……居会馆三日，即南归。

十五日至津。

二十二日附救济善会轮船安平号往沪。

同船被难官商一百余人。

[124]

梁士诒年谱中的记载可能有误：因为梁士诒九月十一日回京，“居会馆三日”

，便已经是九月十四日，“十五日至津”

，则是从北京到天津仅仅用了一天时间，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时京津间铁路不通，往返主要是通过水路，单程至少也要三天。

[125]东南济急善会京局在九月十三日致上海的第四号京函中，谈及刘光廉在护送梁士诒等前往天津前与杨文骏的晤谈，应该可以确定梁士诒等启程前往天津的时间应该是九月十二日：

广东已据刘吉六等云归其自办。

昨来云，今日有二百余人，分雇船只，由日本保护至塘沽，附爱仁轮船回沪，以后尚有三百余人仍欲归我等保护前往，大约日本只允送渠等一次也。

[126]

九月十二日从北京出发，九月十五日抵达天津，路上花费的时间与陆树藩后来护送“被难官商二百余人”

由京至津的时间一致。

爱仁轮船九月十一日便已经从天津启航返沪[127]，刘光廉和杨文骏身在京城，对天津的情况不了解，因而错以为是附搭爱仁轮船。

该则史料也表明，需要援救的在京粤人并非刘光廉在致徐润等函中所说的一百多人，而是五百余人。

梁士诒等粤籍官商乘坐安平轮船返沪，在陆树藩的《救济日记》中也有记载：

二十二日，安平轮船开往上海，装回被难士商一百余人。

午后杨莘伯、刘吉六（名光廉，广东人）来访。

吉六谈及由津坐火车至塘沽甚属危险，惟见我会中司友刘锡九来往无阻，极赞其办事能干，不易多得。

[128]

安平轮船于九月二十二日从天津启程返沪，与梁士诒年谱的记载吻合。

由此则日记还可知，刘光廉并没有跟随梁士诒等一道乘船返沪，这或许是因为还有粤籍官绅士商和难民陆续前往天津，需要一并照料返沪。

《申报》的报道记录下了安平轮船抵达上海时的情形：

启者：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安平轮船行抵金利源码头。

任逢辛观察、丁晓芳世叔偕则敬前往查看，约计搭客三百余人，除刘吉六太守送回在京广东同乡一百七八十人，内有六人情形较苦，已由广肇公所同人妥为安插外，尚余各省官绅一百余人。

凡有家可归及有亲友可依者，均各自设法……谨钞乞登报，布告同仁。

至各客籍贯姓名，广帮即由广肇公所录登，其余各省官商，救济会有同事两人回申，亦已钞有清单请刊，不再赘陈，合并声明。

济急善局施子英谨志。

[129]

安平轮船搭载回申的并非都是粤人，也包括了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援救回南的各省人士，因而救济善会的一位主持者“丁晓芳世叔”

和济急善会的两位主持者“任逢辛观察”

和“施子英”

会前往查看和照料。

援救回南的“在京广东同乡”

不但由广肇公所“妥为安插”

，亦由广肇公所登录姓名，充分证明了广肇公所救援行动的独立性。

这些被救粤人大部分又是在广肇公所的资助下返回广东的：

前日安平轮船抵沪，载回粤中官商工匠之在京遭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