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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领事德医官与德人喜士（第2页）

如在《津局办理章程》中，开头便是“已由驻沪德总领事电达驻津德总领事，如救济会轮船到津，请由德兵船保护会中人登岸救援难民，沿途并派德兵护送”

[129]；在《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并章程八条》中则明言，陆树藩“创立救济善会，并请德国国家保护”

[130]；在《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中，更专门规定“本会办事并会友来往京津，及难民回南，或坐船或雇车，均请德国保护”

[131]等。

驻沪德国总领事不但给予救济善会护照，还向其推荐“德国医官贝尔榜、德人喜士”

随同照料。

事实上，在向各国领事请求给予护照前，陆树藩对于北上救援的安全保障考虑得较为简单，即仅是聘请洋员。

在致盛宣怀的信中，陆树藩表示：“侄不揣愚陋，为拯援北方被难各人起见，创设救济会，除延订洋员及筹备款项外，欲向尊处拨借一船。”

[132]盛宣怀致函表示：“至延订洋员，亦是要著，鄙意以为应先与驻沪领事商定，给予护照，请其电告驻津领事及联军统领，到津方免阻碍也。”

[133]由此可见，陆树藩对于聘请洋员是非常重视的，重视程度甚至达到认为只要有洋员随同前往，即可安保无虞。

因此，在救济善会出发前制定的《津局办理章程》中第一条便规定：“会中聘请洋人一员、翻译一员，凡遇有各国交涉事件以及联军碍难之事，悉归洋人办理”

，“到津后须由洋人先向各国领兵官道达一切情形，以求至妥”

。

[134]《中外日报》在救济善会出发前所刊登的“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

中，“洋人喜士”

的职务是“总理”

，“陈敬如、严又陵”

不过是“洋帮办”

。

[135]而据盛宣怀等致杨文骏之《济急第六号公函》记载：“闻纯伯在沪动身时，与所延德医订有轮船一切均归其主政之合同”

[136]。

盛宣怀所言虽系听闻，但此事可能性极大。

爱仁轮船北上赴津时，“由德国医官贝尔榜悬挂德旗，并红十字旗以示保护”

。

爱仁轮船抵达塘沽后，在陆树藩与贝尔榜拟定的天津开办章程中，甚至有这样的规定：“本会救济难民所用银两，随时写立收据，向贝尔榜支取拨用”

；“中国善会现承德国派兵保护，如德国及他国善举，中国善会应赠送物件以示相助为理之意，贝尔榜君可随时酌斟，通知董事办理”

。

[137]由此可见，德医官贝尔榜不但主政爱仁轮船一切事务，而且完全掌控救济善会的经费使用。

正是由于救济善会过于依赖贝尔榜，当爱仁轮船抵达塘沽，贝尔榜前往天津办理护照、租屋等事，迟迟未归，即引起救济善会北上人员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