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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第3页）

等事禀告刘坤一、张之洞，“当奉北洋大臣批：据呈已悉，具见好善之忱，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募，此批等因。

奉此，司官遵即在沪设立北省救济善局，并刊用木质戳记，俾便公牍往还。”

[186]到后来，陆树藩在上李鸿章的禀稿中也直接宣称“禀奉钧批，饬准开办救济善会”

。

[187]与此同时，陆树藩开始在上呈李鸿章的禀稿中自称“职局”

[188]、“卑局”

[189]；当刘鹗赴京时，陆树藩特别嘱咐其“晋叩节辕，面求指示”

[190]。

在上呈李鸿章的禀稿中，陆树藩甚至声称：“窃自司官到津设局开办后，所有东南被难官商，以及津地绅民，无不称颂中堂德普寰区，爱民如子，口碑载道，妇孺感恩。”

[191]显然，东南被难官商以及津地绅民如此称颂李鸿章，是因为陆树藩大力宣称救济善会乃李鸿章所委办。

[192]

陆树藩随时向李鸿章报告救援工作的进展情况，仅《救济文牍》所载陆树藩上呈李鸿章的禀稿就有10篇。

[193]在这些禀稿中，陆树藩除了向李鸿章汇报救援进展外，还向其提出各种请求，如请将“广济轮船奉饬运津米数千石”

拨交救济善会以平粜；恳请“指拨巨款助赈”

或请求“电饬上海济急局迅速汇款接济”

[194]；请赏给参与救援行动出力人员五品翎顶[195]等。

陆树藩提出的这些请求，包括本节开头陆树藩所提之请求，充分表明陆树藩已经将救济善会当作李鸿章委托办理的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救援机构。

也正因如此，李鸿章的“札饬”

或指示，对于陆树藩而言，就变成必须完成的职责，而不仅仅是自愿而为的慈善之举。

陆树藩亲身北上救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鸿章的“札饬”

；陆树藩坚持赴京，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要面见李鸿章。

陆树藩在上李鸿章的禀稿中一再表示：“迩闻京师被难人士极多，望救之情甚迫，树藩急拟入都援救。”

[196]但京师被难官商已有东南济急善会负责救援，陆树藩赴京前，杨崇伊便已经护送一批被难官商至津；后来陆树藩虽然也护送了一批被难官商赴津，但那是与杨文骏共同护送。

陆树藩进京与否，对于援救京城的被难官商而言，其实并无多大意义。

事实上，陆树藩在京城也只待了十一天，其中到达京城的第二天是“谒见傅相”

，临走的前一天是“至贤良寺合肥相国处辞行”

[197]。

陆树藩在京城的经历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为了“拜谒”

李鸿章而已。

陆树藩在拜谒李鸿章时，得到李的大力赞许。

此后，陆树藩便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李鸿章的赞许。

如在致救济善会沪局第七号公函中言：“蒙李傅相称许办事能干、颇有胆识。”

[198]在致“聂仲芳护院、陆春江方伯”

的信中表示：“在都时蒙傅相垂青，格外温谕有加。”

[199]在“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后事宜启”

中表示：“入都谒见傅相，当将在津所办情形面陈一切，荷蒙嘉奖。”

[200]陆树藩如此大肆宣扬李鸿章对其之赞许，一方面可以自抬身价，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救济善会在中国人中，尤其是在官场中赢得更多信任与资源。

陆树藩对此有着明确认识，曾在致沪局的公函中总结道：“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

[201]一句话，道尽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