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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第2页）

，并“照会税务司，准予经过洋关免收税项，并请给发免税单”

。

[174]因为准备带赴京津的物件随时都可能增加，而一旦增加则必须添入护照，如陆树藩曾致函余联沅表示：“今陶斋观察拨助白米五百石，务乞转达税务司添入护照，以便装运。”

[175]当陆树藩的请求很难及时完成时，余联沅也会主动提出建议：“承嘱另给司友刘锡九等十五人护照，未将姓名开示，无从核办。

且为时过促，转送各国领事签印又赶不及，此项护照曾经预用空白多张，送交盛京卿处备用。

若由阁下迳讬填给，或可赶办得到，未识尊意以为何如？”

[176]陆树藩北上后，不少救援事宜也是由余联沅居中沟通而成。

余联沅曾致函陆树藩：“接展来函，以富平轮船装有灵柩一百三十六具，约二十一二日可到，除知照各会馆派人在埠守候提拨外，请致关照准等语，现已于第四百六十四号红函致关免验放行，即希执事派人提运可也。”

[177]应该说，余联沅作为上海道对于陆树藩及其救济善会的救援活动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协助。

再则，陆树藩向各省官绅募款时，均特别强调救济善会乃“禀奉中堂批准，札饬办理”

[178]。

如在上张之洞、刘坤一、奎俊三总督的禀稿中，陆树藩称其创办救济善会乃“禀请直隶爵阁督宪李蒙批札饬遵行在案”

[179]；在上粤督陶模、粤抚德寿的禀稿中，陆树藩亦是如此表述，“曾经禀奉北洋大臣批饬遵办在案”

[180]；在上山东巡抚袁世凯的禀稿中，更直接称其“奉南北洋大臣委办救济善会”

[181]。

随着救援行动的逐步展开，陆树藩通过各种方式将救济善会与李鸿章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起来：

敬禀者：窃司官前以津京一带官商惨遭兵燹，曾经创办救济善会驰往拯救，当奉宪台批准饬办。

司官遵即在沪设立救济善会总局，广集捐款，购办衣米药料，一面呈请苏松太道余道，照会驻沪德总领事给发护照，各在案。

惟事关善举，公牍繁多，非刊刻戳记不足以昭凭信。

兹特敬刊木质戳记一颗，文曰“北洋大臣委办救济总局”

。

戳记业经敬谨启用，所有刊用戳记缘由，理合肃词禀报，仰祈鉴核，伏候批示遵行，实为德便。

[182]

李鸿章最初给予陆树藩禀稿的批示是：“据禀已悉，具见好善之忱，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办，此批。”

[183]所谓“劝谕筹办”

，是指陆树藩要求的“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

。

[184]随后，陆树藩又奉李鸿章札饬“先将倡集捐款银贰万两，速派妥实可靠人员前赴津沽一带竭力援救，切勿徒托空言，有负初心”

[185]。

或许正是有了李鸿章八月十四日的批示和八月十七日的札饬，陆树藩才在各种场合宣称救济善会乃“禀奉中堂批准，札饬办理”

。

实际上，李鸿章的“札饬”

，主要是严信厚等认为陆树藩“徒托空言”

而向其施压之举，与救济善会本身并无多大关系，更谈不上“札饬”

陆树藩办理救济善会。

陆树藩正是利用了严信厚等人的这一无心之举，将救济善会与李鸿章紧密联系起来。

在上述禀稿中，陆树藩更是将救济善会视为“北洋大臣委办救济总局”

，如此一来，救济善会与李鸿章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了。

陆树藩很快将“刊刻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