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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鹗与庚子平粜（第12页）

[184]《陆部郎等上李傅相禀》，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185]《八月十七日奉李中堂札》，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3b～5a页。

[186]《呈江督刘、鄂督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7b页。

[187]《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b页。

[188]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8a、12b～13a、14b～15a、20a、21a～21b、22a～22b页。

在上呈刘坤一、张之洞的禀稿中，陆树藩也自称过“职局”

，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6b、21a页。

[189]《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a、22a页。

在上呈刘坤一、张之洞的禀稿中，陆树藩也自称过“卑局”

。

《呈两江督宪刘、两湖督宪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1a页。

[191]《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2b页。

[192]陆树藩到达天津后，曾移文“直隶候补道张”

称：“创立救济善会，订定章程，禀奉北洋大臣李批准”

。

《移直隶候补道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10b页；后在《天津设立施医舍材局启》中亦称：“特禀合肥相国倡办救济善会”

，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4b页。

[193]《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a页；《禀复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5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7a页；《呈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8a页；《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2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4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5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0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a页。

[194]《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3a页。

[195]《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5a～15b页。

[196]《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b页。

[197]陆树藩：《救济日记》，19b页。

[198]《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199]《上聂仲芳护院、陆春江方伯》，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8b页。

在致倪锡畴的信中也是如此表述，见《致倪锡畴》，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9b页。

[200]《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会事宜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201]《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202]《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b页。

[203]最早的专文是阿英的《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一文，据《阿英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该文写作于1936年。

随后是刘鹗之孙刘蕙孙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济南，齐鲁书社，1982）一书，对刘鹗庚子救济之事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接着是刘德隆、朱禧、刘德平所著《刘鹗小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以“刘鹗与庚子救济”

为题，用专节篇幅较为完整地叙述了刘鹗在北京的赈济活动。

最新的专文是郭长海发表于日本《清末小说》杂志2004年第27号的《刘铁云庚子北上之行踪——刘铁云书信拾遗》（吴晓峰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上册，224～23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从《申报》等报刊上发现不少新史料，从而对刘鹗的庚子救济一事有了更为完整地叙述。

[205]吴振清：《刘鹗致祸原因考辨》，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06]刘鹗：《刘鹗集》，刘德隆整理，上册，666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207]《刘铁云太守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33b～34a页。

[208]《救济电音汇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209]《汇解巨款》，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