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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鹗与庚子平粜（第3页）

[219]。

陆树藩本人于庚子年十月十九日（1900年12月10日）乘轮船返沪之时，“行未数里，冰结甚厚，约有尺许，停轮守候”

[220]。

另据《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1901年4月3日）所载“救济要电”

，救济善会新一轮的援救被难官商回南行动已经开始。

如果刘鹗购买仓米的时间在辛丑年四五月间，则与“海口冰封”

大致在庚子年十一月、十二月和辛丑年一月相矛盾。

且辛丑年四五月间，不但海运无阻，联军也大致要从京城撤离，所谓“俄军欲用所踞大仓（应为“太仓”

，笔者注）之屋”

的说法也无法成立。

又据《申报》辛丑年一月十三日（1901年3月3日）《京师纪事》载：“俄人施放禄米仓余米。”

[221]可知，刘鹗购太仓米当为庚子年底辛丑年初之事。

对于刘鹗究竟是否因为“私售仓粟”

而获罪，历来说法不一。

罗振玉、鲁迅持这种看法，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也持这种看法：“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

[222]刘鹗之子刘大绅也持这种看法：“然而不意此一事（即购米赈济，笔者注），遂为先君后来获谴主因也。”

[223]阿英通过《救济文牍》与《救济日记》上的资料，考察了刘鹗庚子赈济的整个过程后，认为“铁云之死，其主因并不在此”

，“所谓售太仓粟的罪案，不过是借词而已”

，“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权臣，如端方辈和他之间的矛盾，不过以此为借口而已”

。

[224]刘德隆认为阿英的“这种分析”

，“是很有道理的”

。

[225]吴振清在列举了上述诸种看法后，也认为“庚子年私售太仓粟，并非1908年被捕流放的原因”

[226]。

蒋逸雪《刘鹗年谱》附录了与刘鹗被捕有关的五件“端方与袁世凯及外务部往还电”

，其中第二件列举了刘鹗的三项罪名，第二项是：“庚子之乱，伊更名在京，勾结外人，盗卖仓米。”

[227]汪叔子在《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一文中，将“清廷外务部关于捕拿刘鹗之收发文电”

共17件按日期编列，梳理“刘鹗被捕及押往新疆情形”

。

其中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908年7月17日），“外务部发急电致端方”

，列述刘鹗三大罪状，其二便是“庚子盗卖仓米”

；六月二十二日，“外务部上奏折，附片专陈刘鹗罪状”

，“列举戊戌矿、庚子米、上年盐三款”

。

[228]据此可知，“庚子盗卖仓米”

作为清廷流放刘鹗于新疆的罪名之一，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阿英等认为，“庚子盗卖仓米”

不过是“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