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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鹗与庚子平粜（第4页）

而已，是意欲探询导致刘鹗被捕流放的真正原因。

[229]

联军占据京城时，与各国商议购仓米以平粜者大有人在。

庚子年闰八月一日（1900年9月24日），赫德曾致函庆亲王言：“刻闻某仓内存有上中下三色米约一万万斤，按照一百六十斤为一石，核计约有六十余万石，若中国现欲赎回，可按每三百五十斤付洋银六元三角，则每石约银二两余，约共合银一百二十万两，可分四季归清，每三个月付银三十余万两，惟头批银必须先付。

目前复见恽大人，已将此事情形面请转禀王爷，昨由恽大人遣同文馆生徐文志来称，王爷愿照办理，应付之银，保定府库内尚有存款即可拨用云云。

惟此巨款仍须由汇丰经手，不若由王爷特派一人或恽大人或他员专为经理。

至总税务司帮同料理一节，亦须由王爷特备札文交下，以凭与汇丰商办一切，令知还款实有着落，且此事必须于初五日以前付信，若初五日无确信，则此项米石即早定转卖他人矣。”

[230]信中所谓“恽大人”

即恽毓鼎，在其庚子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详细记录。

[231]

又据《申报》十二月六日《仁浆惠普》所载：“兵乱以来，小民谋食维艰，嗷嗷中泽。

迨李爵相入都后，与日本大臣商订开仓平粜，分设数局于东四牌楼、六条胡同曁朝阳门外。

老米定价每石银二两五钱，无论自食、转售，任民之便，米价因之大减。”

[232]此事有时人日记作为印证，如仲芳氏《庚子记事》九月二日所记：“米面杂粮，各乡镇店亦多贩运进京。

又兼日本开仓平粜，粮价比较上月有减无增，似无绝粒之虞。”

[233]再如高枏闰八月二十四日所记：“石孙以日界老米价甚贱，约同买。”

[234]杨文骏在九月初致盛宣怀等的电报亦可佐证：“日本放仓米平粜，每石二两五。”

[235]同是从洋兵手中购买仓米，同样也是平粜，奕劻与李鸿章以权臣身份主持其事，乃分内之事；而刘鹗以绅士身份参与其事，则成为其获罪的“借口”

。

“私售太仓粟”

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刘鹗的罪状之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官员对于刘鹗越过官绅之界而揽官员之事的不满。

庚子年间的北京，还有一件与此颇为类似的纠纷，即中城御史陈璧与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之间关于“协巡公所”

权限的争执。

当两宫西狩，联军入城，整个北京城陷入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时，一些并无管理地方之责的京官或士绅纷纷成立公所，“与洋官通融联络”

，维持社会秩序。

当时，联军在北京实行分区占领，恽毓鼎所办理的协巡公所，管理“前三门外地面”

，同时该地面也是时任中城御史的陈璧例应管辖之地。

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五城业已设立办事公所”

，在陈璧看来，正是“地方官办事之权”

逐渐收回之时，恽毓鼎却向时任全权大臣的庆亲王提出，“五城虽设公所，官权未复，窒碍仍多，再四筹维，只可仍寄官于绅”

，并请求“委毓鼎督办冬防”

，“所有稽查委员令毓鼎自行札派”

。

针对恽毓鼎的请求，陈璧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将五城一切应办事宜，统归该学士办理也”

，认为“现在洋兵虽尚未退，地方官自有应办之事，应以渐复官权为第一要义”

，并指出“若如该学士所咨，一切事宜均归绅士办理，是洋人并未尽掣我肘，而我自行撤去官权”

。

[236]最终在陈璧的坚持下，恽毓鼎等五城绅董所创办的协巡公所、安民公所、华捕局等绅董公所的权力无法进一步扩张，且随着官权的一步步恢复而被裁撤。

[237]庚子年间，当联军入城后，官府的权力几乎**然无存。

许多本来应该由官员办理的事情转而由绅士经手，这在非常时期实属正常，但在正常情况下又足够治人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