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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鹗与庚子平粜（第5页）

当官权处处受限时，对于绅士的越界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一旦官权得到恢复，绅士曾经的越界之举则随时可能成为获罪的借口。

[1]陆树藩：《救济日记》，1a页。

[2]《津局办理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b～6b页。

该章程原文中涉及人数处空缺。

[3]《陆纯伯部郎致救济善会同人书》，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

[4]《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日。

[5]参见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孙迎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严家理：《严复先生及其家庭》，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6]欧阳英、陈衍：《闽侯县志》（民国二十二年刊本），418页，福州，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桑兵：《陈季同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9（4）；桑兵：《沟通欧洲汉学的先进——陈季同述论》，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101～1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陆树藩：《救济日记》，13b页。

[8]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见《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518～52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9]参见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编：《传统文化研究》第19辑，420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9辑，430、4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299页；沈庆年主编：《古村遗韵：苏州市控制保护古村落寻踪》，26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10]又据雍剑秋之子雍鼎臣言：“上海所谓慈善团体的成员，在北京、天津活动时，并无薪金，每人每月支车马费一百两银子。”

参见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见《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518～520页。

[11]《本局告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4b页。

[12]《谕各小工告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5a页。

[13]《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4]《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并章程八条》，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6b～7b页。

[15]陆树藩：《救济日记》，3a～3b页。

[16]《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7]陆树藩：《救济日记》，3b～4a页。

[18]该章程应为初稿，因为还要征求贝尔榜的意见，但章程大致内容应该就是如此，所以才会被陆树藩直接收入《救济文牍》。

参见《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2a～14a页。

[19]《致上海本会诸同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3b页。

[20]为此，救济善会在天津《直报》上刊登告白：“本会到津设局数日以来，报名者已有二百余人，业由本会送往塘沽爱仁轮船先行转载回南，此后如有南省被难官商，仍向针市街火神庙报名，以便随时给票，附搭招商局便轮回沪。

封河在即，幸勿迟延自误为盼。”

参见《上直报告白》，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5b页。

[21]《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四次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驻津救济善会致上海总会第五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四日。

[22]《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23]陆树藩：《救济日记》，5b～6a页。

[24]《刘铁云太守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40b页。

[25]陆树藩：《救济日记》，6b页。

[26]《致李中堂幕府杨、曾、杨、徐诸君》，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2a～32b页。

[27]《杨文骏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79页。

[28]《济急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

[29]《济急续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

[30]《济急第六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31]《济急三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六日。

[32]《济急第八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