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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救援组织的善后（第1页）

第三节救援组织的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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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救济善会在辛丑年初的救援行动，更多的是陆树藩在兑现此前对于李鸿章与京津保等处“待济之人”

的承诺。

与救济善会相比，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行动结束得更早。

东南济急善会京局的主要主持者杨文骏，同陆树藩一起由京城护送一批被难官商到达天津后，并没有再次返回京城，而是同先期抵达天津的杨崇伊一起乘轮南下至沪。

[64]盛宣怀在十月二十六日致“北京贤良寺济急会”

的电报中表示，杨文骏已到上海，“商明会事，以款完止”

[65]。

杨文骏在致李鸿章的电报中，也表示“抵沪与杏商会，尽款完止”

，并言，“三杨编传登报辱骂，尤寒心”

。

[66]庚子年间时在京城的广西官员赵炳麟曾言：“北京救济局事，推杨文骏、杨崇伊办理。

二杨皆为李鸿章幕客，故推之。

侵蚀局款，陵虐士民，崇伊尤贪横，尝在天津蚀船户船银，船户辩之，崇伊足踢船户，骂曰，‘贱奴敢多言？’日本大佐严崎护送官民出京，见之叹曰：‘中国至是，杨先生官体犹若此！

怪哉！

’崇伊蚀款逾十万。

官民眷小出京者，无船渡，徘徊海边，餐风露宿，见者惨然。”

[67]高枏也曾在日记中叙及杨文骏、杨崇伊“为救济船事”

，“各赚万余金，各有被骗”

，以致在京官中“大起嫌言”

。

[68]杨文骏等究竟有无贪占救济款项，已不可考，而这样的猜疑和传言，毫无疑问正是推动东南济急善会迅速中止救援活动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东南济急善会较早结束救援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或者说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东南济急善会的主要主持者，在庚子年十月后便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陕西赈灾。

清廷为此专门发布上谕，要求盛宣怀、严信厚、施则敬、严作霖等投入到陕西赈灾中。

[69]随后，陕西巡抚岑春煊分别致电盛宣怀和严作霖加以催促，军机大臣王文韶亦致电严作霖进行催促，行在军机处电令盛宣怀催促严作霖赶紧动身，陕西行在的一些京官也不断致电上海催促。

[70]《申报》于九月三十日刊登清廷九月十四日上谕[71]，十月二日刊登严作霖的《秦赈募捐启》。

严作霖在该启中表示：“办赈以筹款为第一义，作霖行期约在十月中，至少须携十万金以往。”

[72]在盛宣怀等人的筹措下，共凑“现银十三万二千两”

，“内计轮电局二万，施则敬一万二千，严作霖、严信厚各筹垫一万，聂护抚交严作霖一万，宣怀向聂护抚借一万，向沪关借五万，余藩司联沅捐助一万”

。

[73]为方便筹款，朝廷给予陕赈募捐极优厚的奖励措施，以至于陆树藩在致湖南学政的信中表示：“东南各省筹款本非易易，现又开办陕赈，按三成报捐实官，经盛杏荪宗卿、施子英观察承办，则敝会筹款更觉为难。”

[74]陕赈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东南济急善会的几位重要主持者，不可能不使他们的赈济重心转向陕西。

此后，东南济急善会在北京的救援活动便转入收尾善后阶段，即杨文骏所言“尽款完止”

。

也因此，东南济急善会何时中止在北京的救援活动也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