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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救援组织的善后（第2页）

前文已述救济善会在辛丑年春往接聂士成眷属时，东南济急会曾专门致函救济善会，表示“敝会停止”

[75]。

所谓“敝会停止”

，只是指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活动已经停止，东南济急善会并未因此而结束。

“三忠”

灵柩在沪转运、祭奠事宜，便主要是“东南济急善会”

出头办理。

此前，《申报》更是于辛丑年正月九日（1901年2月27日）刊登了由盛宣怀、顾肇熙、任锡汾、郑官应、严信厚、庞元济、杨廷杲、席裕福、施则敬共同署名的《东南济急会接办京畿春赈公启》，表示“迭奉李傅相函檄，据各员绅缕述都城内外贫民困苦情形，非接续赈济不可”

，但又言“现值秦晋开办赈捐，所有此项捐款，似可援案奏请给奖，惟秦晋赈捐亦属急需，同时并举，深恐徒多窒碍，两无裨益，是以先行筹劝，随后再行核奏”

。

[76]后来，顺直春赈由陆树藩领头办理，任锡汾曾上禀李鸿章，“拟将东南济急会归并顺直善后赈捐局办理”

。

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批准，李鸿章饬令任锡汾“将济急会未尽事宜仍由原办员司清理，无庸归并顺直赈捐局，俾得早日了结”

[77]。

东南济急善会并未刊刻征信录，其原因在任锡汾于光绪三十三年上盛宣怀禀中曾有述及：“当时彼此以垫用经费已巨，已无余力刊刻征信录。”

[78]任锡汾在辛丑年五月间上李鸿章的禀稿中，对于东南济急会的救援活动曾有一个概述：“协同盛宗丞办理东南救急会，截至二月底共收付过银五十万余两，约分专济、指济、公济三项，及散米、施衣、煮粥、赠赆、掩骼等费。”

[79]后来李鸿章“敬陈东南济急善会办理情形欲恳恩施酌加奖励”

的奏稿，亦是“先后汇款至五十余万两”

。

[80]

与东南济急善会大约在庚子年十月便基本结束救援行动不同，救济善会是在辛丑年二月底才“停止”

救济事宜。

救济善会的停止救援，一方面是因为“来源支绌，筹募维艰”

，另一方面则是“转瞬和议告成，洋兵撤退，从此被难士商自可安居乐土，无事南迁”

。

[81]也就是说，救济善会的救援行动基本上是到了无需救援的状况才停止。

后来，当陆树藩准备刊刻征信录时，刘鹗的一项登报声明引起陆树藩的不满，造成二人关于一笔北京平粜款项的争执。

前文已述刘鹗在陆树藩的督促下在北京开办平粜事宜，刘鹗自垫一万，救济善会沪局垫两万[82]，作为“平粜成本”

。

但不久，救济善会沪局又接到京局来电云：“仓米将罊，京局平粜须预储四个月米，现尚缺一万数千金，极力筹借无着，祈尊处从速设法接济。”

救济善会虽将此电登报，并表示，“接译之下，想见宣南百姓无米为炊之苦，办理平粜者虽具婆心，实形棘手，惟有仍求四方乐善君子，勿存畛域之见，勿存膜视之怀，慷慨解囊，多方接济”

[83]，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笔款项如何凑得，无法得知。

而从陆树藩与刘鹗关于平粜款项的争执可知，该笔款项可能仍由救济善会所筹。

在刘鹗再次发出“从速设法接济”

的请求后，可能是因为救济善会沪局最初的响应显得颇为消极，或以“款项支绌，无力兼顾”

而推脱，而刘鹗又认为，“事已不能中止”

，“故电致义善源焦乐翁，筹借款项，照常生息”

，由刘鹗本人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