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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上海的丝业时代（第1页）

第一节上海的丝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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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丝业”

作为第一个关键词，是因为救济善会的创办者，或者说是庚子年整个救援行动最初的推动者陆树藩，其家族产业以丝业为主。

陆树藩之父陆心源“在沪开办了缫丝厂，同时办有钱庄”

。

虞云国因此评论：“湖州本来就盛产蚕丝，以丝厂的盈利来作为钱庄的有力后盾，再以钱庄的游资投入丝厂，作为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应该说，陆心源是颇有经营头脑的。”

[1]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陆心源“颇有经营头脑”

，更重要的是因为丝业是整个19世纪中后期江浙地区，尤其是浙江湖州地区最为煊赫的行业。

湖州尤其是南浔，因业丝而成巨富者比比皆是。

南浔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

之谚，即是以拥资多寡而排列座次：“百万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以上者称牛，三十万以上者称狗。”

[2]其中“四象”

中的“刘家拥资达2000万元，张家也达1200万”

，照此估算，这一丝商群体的资产总额接近六千万，相当于光绪二十年全国产业资本的总额。

[3]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聚敛起如此庞大的财富，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但是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4]江浙丝商群体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暴富，与上海开埠有着直接关系。

上海开埠前，中国的生丝出口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年出口值“仅及茶叶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强”

。

上海开埠后，中国生丝出口中心迅速转移至上海。

道光二十五年，上海、广州共出口生丝约一万余担，其中上海约占一半；到咸丰三年，骤增至五万多担，其中上海占93%。

[5]在整个19世纪，茶叶和蚕丝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

，同治六年这两项占出口总值的九成，光绪二十年仍占五成以上。

[6]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光绪十八年的《贸易和商业报告》中甚至表示：“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

其中，茶叶长期占据第一位，蚕丝占据第二位。

同治九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9%，蚕丝占39%；光绪元年，茶叶占53%，蚕丝占36%。

[7]光绪十三年，蚕丝取代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物，到光绪二十四年，蚕丝的出口值约为茶叶出口值的2倍。

[8]再据英国领事的贸易报告，光绪十六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30.3%，蚕丝占34.9%；光绪十八年，茶叶占25%，蚕丝占37.5%。

[9]虽然茶叶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却一直是蚕丝占据首位。

道光三十年（1850年），蚕丝占上海出口货物的比重为52%，茶叶为46%；咸丰十年（1860年），蚕丝为66%，茶叶为28%。

[10]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在光绪四年的《上海贸易报告》中表示，该年“出口商品总值28303976两，其中1800万两为蚕丝，800万两为茶叶”

。

次年，副领事阿连璧在《上海贸易报告》中直接指出：“蚕丝在中国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列于第二位，而在上海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则列于首位。”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