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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上海的丝业时代（第2页）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茶叶为多口岸出口。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

咸丰六年（1856年），上海出口44.5万担，福州出口30.7万担，两大口岸共占全国海运出口量的77%。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成为华中茶区的主要口岸，原陆路运俄国之砖茶亦改由汉口出海。

至光绪七年，上海出口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三大茶埠出口占全国茶出口量的七成以上。

[12]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在光绪六年的《上海贸易报告》中写道：“本茶季于5月份开始，照例有大批购茶者从本港拥往汉口。

只是在第一批和大多是最精选的茶叶从汉口直接发运后，才有稳定的供货开始涌进上海市场。”

[13]正因为如此，很多长期在上海经营茶栈的茶商，也要到汉口设栈。

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唐翘卿便在汉口开设分行；徐润则于光绪九年“还出银4.5万两买下汉口善昌升茶栈（连同码头）”

。

茶叶出口的分散，是与茶叶产区的分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浙、皖茶多由上海出口，两湖茶多由汉口出口，武夷茶则由福州出口。

[14]

与茶叶不同，蚕丝的出口几乎都集中在上海。

上海领事达文波在光绪二年的贸易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致四川和山东两省都运来了大量蚕丝。”

实际上，“上海出口的大部分蚕丝是湖州、南浔以及江浙两省边界其他地区生产的白丝”

。

据上海领事光绪四年的贸易报告，该年“生丝出口额计51278担”

，其中“包括了约2900担的汉口黄丝，955担的烟台黄丝，500担的宁波丝和156担的芜湖丝”

，其它便全部来自“湖州、南浔以及江浙两省边界”

。

在光绪五年的贸易报告中，直接称“上海是湖州、南浔等大产丝区的出口港”

，“浙江省比其他任何一省运来的中国商品的数量都要多些，因为产丝区位于该省境内”

。

[15]江浙丝商的巨额财富正是在这样一种外贸背景下获得的。

因为蚕丝主要从上海出口，所以许多丝商均在上海设有丝栈。

“上海最早一批专营辑里丝的大成、震泰、恒昌、永达成、怡成、成顺泰、泰康祥、陈舆昌、刘贯记等丝栈，大都是湖州丝商所设，有些就是南浔产区丝行的分号、联号。”

[16]

这些丝栈主要是代产区丝行把生丝卖给外商洋行的中间商。

久而久之，很多丝商成为洋行买办。

近代中国的买办主要来源于商人，即当时报纸上经常说的“洋行要求买办，首先必须是一名商人”

。

[17]在郝延平看来，“广东人特别擅长茶叶生意，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洋行雇佣他们在福州、上海、九江、汉口和日本为买办”

。

随着茶叶贸易呈现下降趋势，曾经在条约口岸独占鳌头的广东买办渐渐受到了挑战，代之而起的是浙江买办。

郝延平认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前，“生丝在中国的出口中保持了重要地位（30%～40%），这就是浙江买办缓慢地、但是稳步地兴起的原因，因为浙江买办似乎是专营生丝贸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