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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上海的丝业时代（第3页）

[18]“湖州人顾福昌、陈熙元、杨涵斋、黄佐卿、杨信之、沈志云、沈联芳、沈静轩、顾寿岳等都由丝栈（号）主而成为买办。”

[19]“怡和洋行的杨坊是上海的著名丝商，50年代怡和洋行通过他形成一种所谓‘苏州制度’的生丝采购制度。

旗昌洋行的陈竹坪是以产丝闻名的浙江湖州人氏，是60年代上海最有名的丝商。

1862年A.F.侯德从上海发出的信中写到他时说：‘他是靠丝发迹的，这里所有富人都是丝客。

’”

[20]

在近代中国，买办的财富一直以一种令人炫目的方式吸引着人们的注意。

[21]郝延平认为：“买办不仅属于条约口岸最富有的华商之列，而且就整个中国言之，他们也是最富有的。”

[22]有学者认为，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光绪二十年的半个世纪中，买办总收入“合计达5亿两”

，“差不多相当于将近10年的国库收入”

。

[23]但无论是《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还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其所开列的买办收入细目中，“洋行买办薪金”

所占比重都很小，其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私人经商收入”

或“一般商品贸易佣金及其他收益”

或“出口商品货价差额”

。

[24]也就是说，洋行买办的收入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商品贸易。

被郝延平当做买办富有典型的徐润，“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独资或合资开设的茶叶栈号已有6家（其中有的停歇）”

；同治七年（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后，更是全力集中于茶业；“他在各地开设的茶号，不是‘年年第一’，也是‘不落三名之后’，为当地茶号的大户”

；“正是在这几年，他投资于房地产、典当、购买股票等总额达到320多万两”

。

[25]

有关丝商在上海拥有财富状况的资料并不是太多。

郝延平在其著作中论述买办收入时，提到了两位丝商买办：杨坊和陈竹坪。

“在50年代（19世纪，笔者注）的大约十年间，怡和在上海的买办杨坊积攒起数百万两，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数额。”

“60年代和70年代（19世纪，笔者注）旗昌在上海的买办陈竹坪也是一个例子。”

同治元年（1862年），一个洋人在一封从上海发出的信中，谈及陈竹坪多么富有时说：“‘山东号’（轮船）的盘出真是一大幸事，因为这打通了同陈裕昌（陈竹坪的别号）的关系，他是此地的大亨之一。

他在旗昌的计划里投下13万两，拥有‘苏格兰号’‘竞赛号’‘山东号’和‘查理·福士爵士号’，还有房产和地产也占半个外国租界。

他现在同我们非常友好，是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

[26]陈竹坪不过是南浔“四象八牛”

中的“八牛”

之一。

[27]“四象”

之一的顾福昌，“买进上海最大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独占上海进出口装卸业务”

；“四象”

之首刘墉在上海等地也拥有许多房地产，“甚至连房地产大王哈同也自叹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