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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京官 中央与地方之间（第4页）

[45]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权为防止强大地方势力的抬头，逐渐通过了地方各级官员回避本籍的法令”

。

有清一代，“官员铨选之籍贯禁限粲然大备”

。

“在外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

[46]在这种选官制度下，各省官员对于该省利益有时并不能尽心尽责。

如此一来，各省京官与各省绅士则成为自觉维护乡土利益的首要承担者。

又因为京官身在京城，品秩达到一定等级即可上奏言事，因此各省京官某种程度上成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

高枏在日记中曾写道，京官“一闻朝廷发赈，则群而嬲曰，皇上收我百姓粮，今散赈何独遗我乡”

[47]。

何炳棣亦曾言：“州县之报荒减赋，亦与一地人文之盛衰不无关系。”

[48]恽毓鼎在日记中多次记录其与同乡京官因朝廷赈恤其乡而“诣西苑门谢恩”

。

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永定河决口，顺直所属州县大多被灾，清廷一面截漕赈灾，一面蠲免钱粮。

而清廷每一次有所赈恤，顺直京官不但要“具折谢恩”

，还要“诣西苑门内行礼”

：七月十一日，“永定河决，德旨截南漕十万石赈大兴、宛平、东安、永清灾民，顺直同乡京官诣西苑门谢恩”

；十月二十五日，“德音蠲免顺直被水州县秋粮，同乡官具折谢恩，六点钟折发下，齐诣西苑门内行礼”

；十二月二十六日，“德音蠲缓顺直被水灾区钱粮，同乡官诣西苑门谢恩，六点钟折发下，行礼而出”

。

并非顺直京官才有此举，江苏亦如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德音蠲緩江苏被灾州县钱粮，同乡京官具折谢恩，黎明登车，辰初事下，在西苑门内行礼”

[49]。

由此足可证明，各省京官对于自身作为本省本乡利益在朝廷之代表是有着充分的自觉和认识；同样，朝廷对于各省京官代言本省利益也是采取认同态度的。

事实上，各省京官为本省利益而代言者，绝不仅仅是“报荒减赋”

，其他如小到一件官司，大到裂土分省，只要事关本省利益，京官们都不会袖手旁观。

如光绪初年的杨乃武案得以平反，浙江籍京官功不可没。

江阴祝善诒所著《余杭大狱记》对此有详细叙述：“当是时，浙人官京师者，无不知杨生冤，又案悬两载有余，同乡书函往复，及京官乡试之自浙来者互相察核，尽得县令父子与门丁、漕书、讼师、医生等朋谋仇陷状。

及学政、巡抚奏上，浙人大哗，于是翰林院侍读钟骏声、国子监司业汪鸣銮等二十有八人，合词赴刑部讼杨生冤，复嗾杨母妻再控于提督府，两处同时奏闻。”

浙江籍京官的联名呈状，经都察院向两宫皇太后上奏，获允“将该案提交刑部审讯”

，终于使案件峰回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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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清末新政时期“江淮省”

之“旋立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