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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京官 中央与地方之间（第5页）

，与江苏籍京官的力争也颇有关系。

据谢世诚的研究，因为要裁撤漕督，张謇建议“在徐州一带建立行省”

，对英德两国势力进行制衡，同时也有利于控制民情强悍的“徐州及周边之安徽、山东、河南地区”

。

政务处对此方案进行了修改：“将重心由徐州移往清江；将从徐州周边四省分割州县成立新省，改为将江苏北部改为新省。”

这一修改违背了张謇欲建徐州行省以抵制列强侵略的初衷，只是“通过设新省来填补漕督裁后之空缺”

。

清廷很快便通过了“江淮分省”

的方案，但这一方案遭到了江苏京官的强力阻击。

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陆润庠领衔二十余名江苏京官上奏表示：“苏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势，今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势平衍，形胜全失，几不能自成一省”

；同时指出：“各行省中，惟山西、贵州两小省，幅员最狭，今苏淮分省，江淮地势较宽，仅及中省，江苏则广轮不足五百里，较山西、贵州殆由褊小，势不能再称大省。

若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

。

另一位江苏籍京官恽毓鼎再次上奏表示，“江苏跨江为省，论富庶，则以苏松为首，规形胜，则以淮徐为先。

一旦划江而治，则江淮无江苏，势必易富而为贫，江苏无江淮，亦必转强而为弱”

。

这两个奏折促使清廷再议江淮分省，该方案最终因为东南两位封疆大吏张之洞、周馥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谢世诚在提及“如此多的苏籍官员反对此举”

时，评论道“除政治因素外，揣其心理，大概与不愿家乡被分割之乡情有关”

。

[51]

庚子年间京官与本省之间的关联，更多地体现在南省京官身上。

陆玉芹在其博士论文《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中认为，浙江籍京官许景澄、袁昶被朝廷所杀，本质原因是“帝后之争”

和“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

。

所谓“帝后之争”

，在陆玉芹看来，《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所述慈禧太后对于光绪皇帝在御前会议上执许景澄手而泣的情形耿耿于怀，表明“御前会议上许、袁异常行为触动太后敏感的神经”

，遂罪以“语多离间，大不敬”

。

“自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海外，但勤王之声不绝于耳。

慈禧太后惟恐新党死灰复燃，扶植光绪，迫她归政，许景澄、袁昶虽算上不帝党，但主和的主张与皇帝一致，又与皇帝结成一团，这是太后最不能容忍的。”

[52]实际上，己亥立储时，浙江籍绅士经元善领衔1231人联名致电总署进行抗争，亦为浙江籍的宋恕便得意地表示：“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

[53]“看过经元善等人的奏电，慈禧勃然大怒，较诸康有为事败时犹觉利害，连在场的各太监及进呈电报的礼亲王亦惊慌异常，恐遭怒及。”

[54]由此可见，陆玉芹关于许袁死于“帝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