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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6页）

在此脉络下，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期间因对日态度软弱的“佳电”

风波，形象一落千丈，正副会长被迫辞职，领导层随后也进行了颠覆性的换届改选，这表明上海总商会作为上海华人社会的代表，同时也是整个民族国家的一员，其言行一旦有违民族国家的基本利益，则会受到上海华人社会的一致讨伐，直至其彻底改组，重新赢得上海华人社会的认可。

除了与洋人对抗之外，作为上海华人社会的代表，上海总商会在有关上海全市的管理和建设事宜上还不时与洋人合作。

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现在万国商团中的中华队，实际上是华人参与上海租界防卫的体现，其日常活动经费由上海总商会募集而来，上海总商会会长则为中华队的名誉首长；再如1912年，负责管理上海水道的浚浦局增设“浚浦顾问局”

，协同订定河道疏浚的办法，确定该顾问局由6人组成，其中5人为在上海进出口吨位数最大的5个国家的代表，1人由总商会选派。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自此之后，无论是对抗还是合作，上海洋人面对的都不再是某一个移民群体或职业群体，而是整个上海华人社会。

[1]虞云国：《皕宋楼藏书去国原因新探》，见王绍仁主编：《江南藏书史话》，39页。

[2]据李学功言，此谚最早载于刘大钧、李植泉所著《吴兴农村经济》（72页，上海，文瑞印书馆，1939），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曾引用此谚，“说明丝商巨富人数之多”

。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陶水木在《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中言，南浔丝商出现“二狮、四象、八牛、七十二狗”

的丝商家族群，“拥资千万以上者称狮”

［《浙江学刊》，2000（3）］。

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纪余》称，1922年《六苏阁丛刊》载徐珂《可言》：“湖州之南浔镇之丝商，同光之繁富，甲于浙中，数富室者有‘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只焦黄狗’之喻，其最富有逾千万。”

参见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44页。

[3]这种估算方法正如陶水木所言，“只是根据口碑资料估算，无法核实查证，但也并非是无稽之谈”

，汤寿潜、张謇均曾言及南浔之富，称“与通奉（刘墉曾封通奉大夫）相垺者，凡十数家”

。

见陶水木：《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载《浙江学刊》，2000（3）。

另外，有关“四象八牛”

的说法不一，李学功在其《南浔现象》一书中有过梳理，此处不再具列。

目前所言“四象”

，一般是指刘墉家族、张颂贤家族、庞云鏳家族、顾福昌家族。

见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45～149页。

[4]学界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上的基本模式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洋行与买办、洋务企业、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的现象与问题。

包括对丝业的研究，也主要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展开的，如徐新吾之《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汪敬虞之《从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变迁看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2）］，张茂元之《近代中国机器缫丝技术应用与社会结构变迁——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比较研究（1860——1936）》（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8），张茂元、邱泽奇之《技术应用为什么失败——以近代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9（1）］等。

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专著《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虽然不再纠结于机器缫丝技术与缫丝工业在中国的成败等问题，但其关注的重点仍然不在于丝业及其影响本身，而是在于“蚕丝出口贸易，对整个中国经济以及它的一般经济制度的意义”

（［美］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徐秀丽译，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真正触及近代丝商群体研究的是商帮研究中的一支，即对浙江商帮，尤其是“湖商”

或“浔商”

的研究，其中成果比较集中的学者是陶水木，不仅发表多篇论文［《浙江籍买办的崛起及其影响》，载《历史教学》，1998（7）；《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载《浙江学刊》，2000（3）；《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4）等］，还出版有专著《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与人合作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等。

其他还有董惠民之《近代浔商迅速崛起的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4（3）］、《论近代浔商衰落之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方福祥之《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学术月刊》，2003（3）］等。

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商帮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有些还会扩展至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如陶水木的研究，但对丝业与丝商在当时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却少有论及。

[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47页。

[6]［美］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88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