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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5页）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义赈对上海的移民社会很难进行彻底整合，但恰如前文所述，上海义赈界的统一运作不可能不对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尤为关键的是，在长期的义赈实践中，一代又一代的义赈领袖脱颖而出，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

亲历和目睹了两次义赈领袖更新换代的经元善，对庚子救援时期的第三代义赈领袖曾有这样的赞叹：“今严筱舫（即严信厚）、施子英（即施则敬）、杨子萱（即杨廷杲）诸公，声望尤著，更冰寒于水矣。”

[115]正是因为有这些义赈领袖的存在，上海各移民团体才会在庚子国变后迅速展开统一的救援行动。

首倡庚子救援的陆树藩、潘炳南等人在此之前虽不时参与义赈捐款，但在义赈界几无声望可言，之所以敢于挑头开展救援行动，关键也正是由于李鸿章批准同意了陆树藩请其“劝谕”

严信厚、施则敬等义赈领袖“筹款济助”

的要求。

义赈领袖在上海华人社会乃至整个江南社会的声望和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甚至可以说，这些义赈领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华人领袖的地位。

庚子救援后不到两年，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1902年2月22日）正式成立。

诚如徐鼎新所言，上海要求成立商会的呼声一直都很强烈，“但由谁来牵头发起筹办，则相率伫足观望，故而酝酿多年，迟未实行”

。

[116]借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英商约谈判之机，负责谈判的商约大臣盛宣怀要求严信厚、郑观应、施则敬、梁钰堂、朱葆三等共同磋商，赶紧成立商会，以备谈判时随时咨询。

这些人既是当时上海各主要商帮的领袖人物，也是义赈等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领袖，尤其是严信厚、施则敬作为第三代义赈领袖，刚刚在庚子救援行动中大放异彩，声望尤为卓著。

严信厚由此承担了成立商会的筹备工作，他凭借自己在上海商界的社会地位、影响和号召力，与各帮绅商多次磋商，终于达成了共识。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时的“聚会之所”

，也是由严信厚“先行筹垫经费”

在南京路五昌里租赁的一处房屋。

与会各帮绅董共有70多人，公推严信厚担任商会总理，施则敬也被公举为13名议员之一。

进一步考察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总董名单，我们可以发现五位总董（严信厚、唐杰臣、梁钰堂、陈润夫、朱葆三），均参加了济急善局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日（1900年9月25日）“邀约各省绅董在一品香公同筹议”

庚子救援行动的会议；由全体会员公举产生的13位议员中，参加过筹议庚子救援行动的，除了施则敬之外，还有朱葆三、谢纶辉、陈润夫、梁钰堂、袁詠笙、唐杰臣等6人，比重超过一半；至于参加了筹议庚子救援行动的其他各省绅董，则基本上都成为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会员。

[117]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拥有两重领导机构，一是由5位总董组成的权力机构，即所谓“权归总董”

；二是由推选而出的总理、副总理和议员组成的办事机构。

无论是权力机构，还是办事机构，曾参与筹划庚子救援行动的那批寓沪绅商都居于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

从各移民群体公认的义赈领袖到各商帮公认的商业领袖，转变看似突然，背后实则累积了义赈等公益慈善事业对上海移民社会近三十年的整合之功。

20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基本上仍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商会之于上海的意义不言而喻。

可以说，商会就代表了当时上海的华人社会，商会领袖即华人社会的领袖。

包括了各省商帮在内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正式形成。

这个统一的华人社会一旦形成，上海的历史走向便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面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大闹会审公堂案，缘于粤人无辜被捕，但在商会的动员和组织下，整个上海华人社会都奋起与洋人抗争，所争的也不仅仅是粤妇黎黄氏的个人自由，而是事关上海华人权利和尊严的租界司法制度。

沿着这一脉络，可以发现上海华人此后争取租界司法自主权，进而争取租界参政权，正是由此开端，而上海总商会一直都是上海华人社会向洋人争取权利的主导者。

爆发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肇始于与上海华人社会没有太大切身利害关系的中美劳工条约谈判，由上海商务总会首开其端，不仅动员和组织了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抵制美货运动，还影响和带动了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风潮，其目的是逼迫美国修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华工。

上海商务总会发起抵制运动的动因，显然源于他们与华工同为华人的身份认同，再加上全民国家观念在20世纪初的兴起，即所谓“彼虐待我华侨即辱我全国”

。

按当时在华西方人的说法，则是“觉醒的中国人已经产生了国家意识，对移居美国太平洋沿岸广东华侨的迫害激起的不再仅仅是广东人的愤怒，它已使全中国人感到羞辱”

。

基于此，抵制美货运动被学者认为是“揭开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