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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4页）

在谢家福的联络和推动下，施善昌、王松森、陈竹坪、李秋坪四人作为新起的义赈领袖，与谢家福、经元善等老资格的义赈领袖共同组成了赈济郑灾的义赈主持群体，“整个上海的义赈力量正式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

。

此次赈灾行动结束后，这套领导体制却一直延续了下去，成为此后义赈活动的一个常规化运行机制，上海各方义赈力量之间的联合局面从此被固定下来。

此后，上海若有新的义赈力量出现，不久都会纳入这套体制，成为其中的一员。

例如，著名的宁波帮商人叶澄衷在光绪十四年以独立名义开设赈所后，最晚到光绪十七年初便与施善昌等人联合开展行动；《申报》馆账房席裕麒在光绪十五年独立开设赈所，则是一开始便与施善昌等人联合行动。

[112]就上海的华人社会而言，无论何种力量想要参与到义赈事业中来，都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行动框架中来。

在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形成之前，上海义赈界的联合和统一，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显然是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的。

吴滔在探讨清代江南社区赈济的文章中认为，社区赈济作为社会救济领域与地缘关系的一种糅合，“因能为社区内居民生计提供安全保障，而成为清代江南社会中促进社区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

。

[113]与面向社区内居民的社区赈济不同，义赈反其道而行之，主要面向社区以外，但同样也能为社区内部的整合提供动力和支持，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移民社区。

作为移民，虽然生活在上海，但对家乡的认同依然如故，一旦家乡有难，很难不伸出援手。

施善昌首次独立主持赈灾活动，就是因为他的家乡江苏震泽一带在光绪九年遭受严重的灾害，其身处灾区的姻亲鉴于他“与《申报》馆、电报局筹赈诸君素称莫逆”

，故请其施以援手。

施善昌利用他参与义赈获取的各种资源，对家乡进行了赈济。

李秋坪的高易公馆赈所，也是因为要赈济家乡广东的水灾而成立，因粤赈而成立的还有王松森、陈竹坪的两个赈所，而参与粤赈的则囊括了当时上海的全部义赈组织。

对于广东移民而言，向自己家乡伸出援手的显然是整个上海华人社会。

同样，上海的义赈组织在其他各省遭遇灾害时，也会联合伸出援手。

毫无疑问，这对上海其他各省移民而言，展示的也是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合力。

久而久之，在上海移民的心目中，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形象自然会慢慢形成。

从同治十三年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宁波籍移民的孤军奋战，到光绪二十四年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几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普遍支持和一致行动”

，有学者将上海民众对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响应程度的差异，视作“上海社会对宁波移民认同之别”

。

[114]认同是双向的，这既体现了上海社会对宁波移民的认同，也体现了包括宁波移民在内的各省移民对上海的认同。

这种对于上海不分彼此的集体认同，预示着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呼之欲出。

如果说庚子救援之前义赈等慈善活动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主要是“江浙闽粤”

等上海最大的几个移民群体的代表，那么庚子救援行动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囊括了几乎所有移民团体的真正可以算作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统一行动。

如前文所述，庚子救援行动发起之初，秉承义赈传统的济急善局反而将其救援的范围限制在“江浙人士”

，这与此前义赈施救的区域主要在江南以外，尤其集中在灾害频发的华北数省，形成巨大反差。

显然，这与庚子救援规模太过庞大且事涉江浙有关。

济急善局发起诸公虽然多为当时的义赈领袖，但即便是义赈，首先也得是在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有所保障的情况下展开，庚子救援中有大批江浙人士同样亟待救援，作为江浙同乡的这批义赈领袖，惟恐经费不敷，将救援范围局限在“江浙人士”

，确实也无可非议。

然而，这终究还是引来其他各省寓沪绅商的不满，在他们的抗议和推动下，济急善局从善如流，“邀约各省绅董在一品香公同筹议”

，最终转变为“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接济”

的东南济急善会。

后来，京津被难官商抵达上海后，接运、住宿、饮食等相关事宜，也是通过东南济急善会和中国救济善会这两大救援组织的号召，动员寓沪各省官绅具体实施的。

不可否认，各省寓沪官绅参与庚子救援行动最基本的动力源于“乡谊”

，然而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而言，毕竟实现了一次真正统一的大规模救援行动。

或可这样理解，即便是义赈这样的公益慈善行动，其在整合上海移民社会时也存在一定的限度，不一定能够动员所有的移民群体，只有在同时涉及几乎所有移民群体的切身利益时，对于这些不同省籍移民的统一动员才能够真正起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