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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3页）

的谢家福、李金镛、经元善、严佑之等人，而且根据朱浒的研究，义赈兴起之初的中心地点并非上海，而是谢家福所在的苏州，对义赈活动进行统筹的也并非上海的义赈组织，而是苏州桃花坞赈所。

在官方对义赈进行核奖时，也往往是由苏州桃花坞赈所代表各地组织出面与之接洽，桃花坞赈所某种程度上成了“义赈活动的总代言人”

。

[106]

更重要的是，上海开始出现常规化运作的赈所，即施善昌在光绪九年开办的丝业会馆赈所。

在此之前的“赈所”

组织都是缘事而立，即因某次赈济事宜而设立，赈济结束便宣告截止。

丝业会馆赈所则连续办理了约25年的义赈活动，于光绪三十四年宣告关闭，这也标志着“赈所”

体制的衰落。

可以说，丝业会馆赈所几乎成为这一时期义赈事业的象征。

盛宣怀曾在光绪十五年声称：“从前劝赈，均推桃花坞首座，自丝业公所声闻天下，官商信托，妇孺咸知，他人皆望风钦佩矣。”

[108]其实，正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重要的义赈组织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赈济粤省水灾成立了三家赈所，分别是王松森主持的上海文报局赈所、陈竹坪主持的陈与昌丝栈赈所和李秋坪主持的高易公馆赈所。

这三家赈所在粤赈结束后都继续开办下去，取得了与丝业会馆赈所并驾齐驱的地位，朱浒因而将施善昌、王松森、陈竹坪、李秋坪四人视作继谢家福、经元善、李金镛之后的第二批义赈领袖。

与第一批义赈领袖不同，第二批义赈领袖都生活在上海，其所开办和主持的赈所也都在上海，当然更关键的是新一批的义赈领袖“使义赈形成了常规化的运作”

[109]。

如前文所述，第二批义赈领袖中，施善昌、陈竹坪均出身丝商，且都来自江浙地区。

王松森则是上海文报局的帮办，后又担负上海电报局的文案工作，其所主持的上海文报局赈所正好位于上海电报局对门、轮船招商局楼下。

尤为重要的是，王松森是“招商电报局同人”

与“粤闽江浙协赈同人”

共同推举出来主持赈务的人选，这意味着王松森及其文报局赈所背后有着谢家福、经元善等人的支持。

[110]在此需要说明，谢家福、经元善、李金镛等第一批义赈领袖和骨干成员，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几乎是群体性地参与到洋务企业的建设活动中来，其中以电报局的创办最为成功，被易惠莉评价为“由在赈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同人关系转化为创办企业活动的合作关系的典型事例”

[111]。

据此似乎可以认为，王松森是上海洋务群体在义赈界的代表。

李秋坪是广东香山买办群体的重要成员，其所主持的高易公馆赈所，又被称为“广东帮赈所”

，“董事几乎囊括了当时寓沪广东帮中的知名人士”

，如徐润、唐廷枢、唐廷植等。

显然，李秋坪是上海广东移民群体在义赈界的代表。

可以看出，第二批义赈领袖既有代表江浙移民群体的两位丝商，也有代表广东移民群体的粤东买办，还有代表洋务群体的总办、帮办之流，这些群体基本上也都是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华人群体。

有趣的是，第二批义赈领袖兴起之初，并没有立即在义赈中展开统一行动。

虽然王松森、陈竹坪和李秋坪三人在粤赈开始不久便立即实现了密切合作，但却从未把施善昌包括在内，朱浒分析有可能是他们三人“生发了与施善昌进行竞争的意识”

。

从光绪十一年粤赈开始，施善昌与另外三人在义赈活动中“判然两途”

，这种分裂局面在整个光绪十二年没有丝毫改变，王松森、陈竹坪和李秋坪三人“依然统一行动”

，而“施善昌始终没有加入”

。

朱浒指出，与光绪九年至光绪十年那种一大批绅商统一行动的状态相比，光绪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间的义赈活动始终显得相当纷乱。

这一局面的被打破，是在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后的义赈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