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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2页）

[99]易惠莉在有关郑观应的研究中表示，“粤东商帮在上海广泛的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地与江浙绅商社会有利益冲突”

，而且还渗入了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

易惠莉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末“名伶杨月楼**案”

所引发的风波为例，指出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舆论，对案件审理的不平演变为对香山买办及粤东人广泛的攻击，事实上体现了江浙绅商社会对香山买办商人当时在政治上发迹的不满情绪。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广东移民创办了《汇报》，并在此后与《申报》进行了一系列地论争。

[100]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海显然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华人社会，一旦某个移民群体或某个行业与租界当局发生纠纷，起而抗争的只能是这个移民群体或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本身。

例如，发生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和发生在光绪十四年的小车夫第一次大规模抗捐事件，起而抗争的基本上只有宁波籍移民或小车夫这样单一的移民群体或职业群体。

然而，到了19世纪末，这种状况开始出现变化。

光绪二十三年，由于租界当局再次提出加捐，小车夫发动了第二次抗捐斗争，尽管这次斗争以失败告终，但在这个过程中，以丝业会馆领衔，由茶业公所、晋省汇业公所、轮船招商局、四明公所、潮州会馆、典业公所、沪北钱业会馆等40家会馆公所签名联署，致函工部局，要求免加小车捐，展现了上海华人社会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01]不久，在光绪二十四年发生的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上海华人社会的联合行动便成为现实。

尽管宁波籍移民仍然是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当之无愧的主角，但其他商帮也纷纷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宁波籍移民的支持，其中“尤以广东籍人士最为坚决、彻底”

。

据时人记载，当法国军警开枪伤人后，宁波人立即通知广东帮，“广东人亦大怒，谓今日（法人）恃强拆宁波会馆，明日必恃强拆我广东会馆，此风万不可长，亦召回各行粤人，一呼而聚者十数万”

[102]，准备与洋人抗争。

浙商则在浙绍公所、钱江会馆、浙金公所的率领下投入反法斗争，据当时报纸记载：“法界铺户则铺主虽非宁籍亦有相率闭户者。”

所谓“闭户”

，即罢市。

由于所有华商的参与，形成了法租界的全面罢市，并波及公共租界和南市，美驻沪总领事古德诺表示：“上海约有三分之二的商店关门，全部中国钱庄停止营业，贸易陷于停顿，驶沪各航轮无法装卸货物……没有一家洗衣作开张营业，马路上只有为数极少的东洋车与马车。”

《字林西报》因而哀叹“本埠商界顿时大乱特乱”

！

对于上海各帮商人的共同罢市，上海道蔡钧极为不满，接连发表告示，公开指出：“四明冢地一事，自有宁绅筹议，尔等各业商民，本属不干己，务各赶速解散！”

各帮商人根本不加理睬，直至目的达成，才在各会馆公所的统一部署下恢复营业，罢市取得预期效果，胜利结束。

有学者因而将1898年7月17日至20日上海商界的四天罢市，视作“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大规模的罢市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壮举”

[103]。

从互不相干到同仇敌忾，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正逐步形成。

不得不说，义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恰如前文所述，义赈是江南士绅在对抗西方赈济“丁戊奇荒”

的过程中诞生的，尽管义赈是由江南士绅首倡，但对抗西方这样一个目标，使其拥有了整合各省绅商采取共同行动的潜力。

对山西的义赈结束后，山西巡抚曾国荃要求经元善、郑观应等领衔的“上海协赈公所”

开列“办赈出力绅士官阶姓名”

，加以表彰。

在经元善开列的名单中，上海参与晋赈的组织机构有上海协赈公所、果育堂、辅元堂、保婴局、保安堂等，人员则包括方德骥、盛宣怀、姚宝勋、徐润、李金镛、唐廷桂、顾寿松、沈铸、屠成杰、王尧阶、庄兼仁、施善昌、周锟章、叶嘉泰、王镇昌、唐廷枢、沈桂荣、刘墉、陈竹坪、李秋坪、郁熙绳、潘佩卿、周绍贤、严锡康、顾寿乔、王松森、沈嵩龄、陆钟鹏、徐淞涛、瞿开桐等68人。

[104]可以说，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上海本地人和几个主要移民群体中的头面人物，算是上海地区华人社会一次较为统一的慈善赈济行动。

事实上，义赈在兴起之初，便是江南地区绅商们的联合行动，苏州、上海、扬镇和浙江四处的义赈组织统一使用“协赈公所”

的名称，对于四处义赈同人的活动有着明确的统一安排，四处赈所募集的赈款也是汇总之后统一安排解款。

[105]这一模式在此后的义赈中被一直传承下去，显然，这种联合义赈的模式需要有各义赈组织共同认可或信服的协调者或主持者，义赈领袖就此产生。

如前文所述，第一批义赈领袖是来自于“江南善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