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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1页）

第四节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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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

自上海开埠以后，移民便成为上海的主要居民，所谓“社会经济，反客为主，而本地风光，相形见绌，故商帮会馆，俨为地方上之主人翁”

[92]。

公共租界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进行人口调查，上海本籍人口所占比重仅为15%，此后有所上升，但在整个民国时期，最高也仅为1930年的22%。

华界的上海本籍人口比重较公共租界略高，但也只是在25%上下徘徊，从未超过30%。

到上海解放后的1950年1月，全上海本籍人口的比重更减少到15.1%。

[93]移民反客为主，同时又帮派林立，互不统属。

不仅如此，较大的几个移民群体还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使得近代上海的华人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与洋人争衡，当然也缺乏众望所归、一呼百应的华人领袖。

在上海的早期移民中，闽粤籍移民较占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开埠初期，粤籍移民有8万多人，闽籍移民有6万多人，两者合计占当时上海人口的20%左右，居外来移民之首。

[94]广东人主要是跟随洋人的脚步来到上海的，诚如郝延平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洋行在广州以外的新辟口岸建立新的分支机构，广东买办像食客一样跟着外商到各口岸去。

“外商去新辟口岸时，通常带上他们的广东买办和其他雇员，包括厨师，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之间从前的关系，部分是因为广州伙食合外商的口味。”

[95]19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闽粤人成为主力军，某种程度上正是当时上海移民状况的一种体现。

有学者表示，当时无论是上海本地人，还是寓居上海的其他省籍商民，甚至官府，都将小刀会起事视作粤人、闽人的事。

因而，清政府事后通过“慎选闽广会馆董事、递籍安插闽广移民、闽广商民会馆俱迁城外”

等措施，来整治闽粤人群体，分散其力量，遏制其增长。

[96]经此一役，江浙籍人逐渐取代闽粤人成为上海移民的主体，到19世纪50年代末，浙江人“在人数上超过了广东人”

[97]。

即便如此，广东人在上海移民群体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仅次于江浙籍移民。

上海移民群体之间的明争暗斗便主要发生在广东籍移民与江浙籍移民之间。

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初筹建轮船招商局时，便指出过这一点：“广帮与浙苏等帮向各争胜，难遽合同。”

不少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有关注。

郝延平在有关买办的研究中表示，浙江帮和江苏帮先后挑战广东买办独占鳌头的地位，直到20世纪初，上海的浙江买办胜过了广东买办。

[98]梁元生曾对广东帮和宁波帮在上海的竞争进行探讨，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竞争，才导致两大商帮之间的全面冲突和竞争。

经济上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上，但也包括房地产、金融业乃至某些工业职位上。

“广东籍和宁波籍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和敌对情绪，在繁荣的造船业和修船业中表现得特别尖锐。”

由于香港和广州的工业起步更早，广东人作为熟练工，在上海建立第一批船坞和工厂时，直接被外国人从广东招聘过来，从而控制了一些比较有技术含量的高级工种职位。

宁波籍工人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只占有比较低级的工种。

随着时间的推移，宁波工人的技术日渐熟练之后，便开始逐渐取代广东人的位置。

这是因为宁波距离上海更近，而且在四明公所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套将宁波工人和学徒源源不断带进上海各船厂的招工制度。

除了经济竞争外，梁元生对两大商帮的政治斗争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认为咸丰十年（1860年）以前，广东人和宁波人之间的政治斗争，表现为竭力争取上海道的支持，直至最后控制这一职位。

梁元生指出，广东移民在小刀会起事被镇压后，“经受了一场针对全体广东居民不加区别的政治清洗”

，但事实上许多广东商人曾以财力或其他方式为平定叛乱做出过贡献，另一方面宁波人在小刀会起事之初卷入者亦非少数，然而清政府并未针对宁波移民进行过任何惩处。

在梁元生看来，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作为四明公所一员的蓝蔚雯在咸丰五年至七年（1855—1857年）署理上海道。

此后，在上海的广东人和宁波人更通过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结盟，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与对手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