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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8页）

[26]［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2页。

[27]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47页。

陈竹坪聚集的财富可能无法与“四象”

相比，但其在上海丝业界的地位却非常高。

“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倚之为长城。”

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51页。

[28]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67页；方福祥：《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载《学术月刊》，2003（3）。

[29]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49～159、333页。

据该著，义赈发起群体还包括郑观应，而郑之所以能够在“以江南善士为主导的义赈发起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其间最重要的砝码就是其最晚到1872年便已与余治建立了极为深厚的交谊”

。

“余治是咸同以来‘江南善士圈’得以凸显的一个中心连接点”

，李金镛、谢家福、严佑之、经元善均为余治门下弟子。

所谓第一批义赈领袖主要是指谢家福、经元善等人。

[30]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2～333页。

[31]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2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2]李秋坪的高易公馆赈所，在光绪十七年十月底宣告撤止；陈竹坪的陈与昌丝栈赈所，在陈竹坪于光绪十五年去世后立即停止了活动；王松森则在上海文报局赈所于光绪十七年撤止后完全退出了义赈主持者的行列”

。

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2、335～336页。

[33]捐纳出身而官至各部院司堂官者，亦大有人在。

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各部院小京官除捐纳者外，还有一项来源是各省“拔贡”

，亦为“正途”

。

“拔贡”

是各省学政每十二年“于全省每府学中所属秀才加以考试，取成绩最佳、学问最优者，拔取一人为拔贡生，贡入北京，再经朝考，分等第录用。

取一等，以七品小京官用；二、三等，以知县用，分发各省。”

见刘禺生：《世载堂杂忆》，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又据朱彭寿言：“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

见朱彭寿：《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177～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翁同龢即曾为“拔贡”

。

[34]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7～8页，台北，学生书局，1966。

[35]如清初有关州县学额的规定：顺治四年定大县学额四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有关乡试中额的规定：顺治二年定顺天168名、江南163名、浙江107名、江西113名、湖广106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东90名、广东86名、四川84名、陕西、山西各79名、广西60名、云南54名、贵州40名。

这些州县“学额”

“乡试中额”

，并不固定，此后屡有增减，既要要考虑到江南等科甲大省读书人众多而名额相对有限的一面，又要顾及到云贵等偏远省份虽读书人不多但也得有士子被选拔出来的一面。

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1～64页。

[36]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