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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9页）

该书还举台湾府为例：乾隆三年议准，台湾府“俟来京会试举人达十人以上时，给予名额。

至道光三年会试，因台湾应试举人达十一人，故即钦定取中一人”

。

[37]胡思敬：《国闻备乘》，14～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据该书言：“庚子以后，各省昭信股票悉准报捐，辗转鬻贩，值遂大贱。

由监生捐一主事，买票不过千余金，而结费有达二千者，过于捐数几倍。”

[38]龙顾山人：《十朝诗乘》，39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又据该书言：“光绪末，秦晋赈捐例开，捐生纷集，印结费顿裕，于是例不出结之翰詹科道及小京官，亦群议抽成，号曰‘津贴’。”

[39]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47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

张德昌此书主要是通过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来剖析京官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

李慈铭也是靠捐纳“自同治二年入户部学习行走”

，在光绪六年中进士前，其官职收入“每年只有养廉一项”

，“养廉收入最多的一年是光绪二年，为数四十三两七钱；最少的时候，是同治二年、三年，每年仅得八两八钱”

；在印结银上，“以他这样一个末员，每年所得的数目，最少时是一百十八两，最多时达三百八十六两”

。

即使李慈铭中进士后，“奉旨以五品即用”

，而“五品全俸”

一年为一百六十两，大多数时候仍不及印结银。

[40]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第406号，18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41]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第406号，112～113页。

该书言：“缘汉人得科名綦难，知遇之感，终身不忘，年节必公宴老师，且送酒席于师母，三节皆往拜节，且有节敬，门生外放，岁有炭敬。

师有过，则规劝，未见有相奏参者。

有清一代，师生之谊独厚，此亦科名之佳事也。”

[42]刘体智：《异辞录》，65页。

[43]胡思敬：《国闻备乘》，20页。

[44]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1513～1514页。

据该书，此事还有一插曲：余上华，“其先固鄂人，与巡抚论乡谊，交颇呢”

，得陕绅公函则语诸人曰：“绅士与大吏讧，言官更劾大吏，是愈激之怒也。

万一击之不中，彼将更肆虐，如之何？宁少缓焉，吾先以私书为之调停，苟彼知惧而悔，又何必深责乎。”

“众韪其言，从之。”

余上华“亟驰书陕抚，并钞寄陕绅原函，陕抚得书，疏参陕绅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

疏奏，陕民大哗，几暴动。

陕抚亦惧，檄防营兵三千卫抚署，夜二鼓，即禁署前行人往来，日伏居内室，不敢出宅门一步”

。

张佩纶得知其事，勃然曰：“陕灾如是，而巡抚尚沮绅民呼吁，是真欲勦绝陕民矣！”

因此上疏严劾陕抚，并详及余上华事。

朝廷得此疏，“乃寄谕申饬”

陕抚，“令明白回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