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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严复在大公报上的一则佚函及相关问题考辨1（第9页）

[56]

《大公报》在陈黄之争中的不公正表现给严复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大公报》以京中访事意有所左袒，其訾议旧党多不以实”

。

[57]更加上严复因替陈璧“辩诬”

而遭受的来自《大公报》的不公平对待，使得严复对《大公报》深为失望，并逐渐疏离了与《大公报》的关系[58]。

此前，严复曾对《大公报》寄予很高的期望，《大公报》出版仅一周，严复便以“大公主人”

的口吻撰写《主客平议》一文，交给《大公报》发表，作为对《大公报》的支持。

[59]此后，严复便再也没有在《大公报》上发表任何有关时事的文章。

[60]熊季廉曾劝严复对《大公报》“稍有附益”

，严复细述了其为陈璧“辩诬”

并“函劝大公报诸友，于京中访事之言稍察虚实”

[61]的往事后，愤愤然表示道：

顾英方诸公意不为动，而且加厉。

平生言论不见信于朋友，当以此为最也。

故于时事辄绝口不道。

以来教劝复于该报稍有附益，故发愤为言如此，使季廉知吾心也。

[62]

由此可见，严复对《大公报》在陈黄之争中的表现一直耿耿于怀！

通观陈璧与黄思永之间的纷争、《大公报》对二者纷争的报道，以及严复对于整个事件的观察及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新旧之争”

是始终贯穿其间的舆论焦点。

黄思永通过将自己树立成“新”

的象征，并将对手陈璧树立成迫害新事物的“旧”

的代表，从而获得了舆论上的压倒性胜利，这是庚子国变后趋新时代的必然逻辑。

在这样一种逻辑下，趋新者英敛之仅以“新旧”

便可以对各种事物的价值和各色人物的品行进行区分。

这样一种简单而粗暴的区分，将新旧之外的复杂性全然淹没，既看不到黄思永的“假新政以济其私”

，也看不到陈璧的创办五城中学堂和工艺局，其实也是“新政”

。

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趋新时潮里，“新”

或“旧”

往往都失去了本来的意思，变成了攫取利益或打击政敌的手段与工具。

若更深一步探究，则无论是陈璧与黄思永之结怨，还是陈璧与恽毓鼎之矛盾，都牵涉到晚清社会的一大关节点，即绅权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绅权与国家权力的紧张。

[63]在协巡公所一事上，陈璧以恢复官权为“第一要义”

，而恽毓鼎和黄思永的自觉委屈也在于“庚子以来，恽与黄创办各事，实不为无功于民。

今年五城开保案时，将黄恽创立公所之人一字不提，摺中反言官权幸未全失，今又以侵占官权严劾恽氏”

[64]；在工艺局一事上，黄思永的自觉委屈亦在于义仓“是公产而非官产，向系绅办，地方官从未与闻”

，而陈璧却“忽诬以欲废义仓侵占官地”

。

[65]也就是说，正是绅权的扩张冲动，导致了其与官权之间的冲突与紧张，从而造成了作为官权代表的陈璧与作为绅权代表的黄思永、恽毓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该文刊于《史林》，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