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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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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博士论文完成于2012年3月，并于同年通过答辩。

说来惭愧，这五年多的时间，除了近半年，因为要出版，我才又认真通读和修改了几遍以便把它变成一部书稿，其他时间都是将其束之高阁。

这五年来，我放下庚子救援相关研究，转而从事其他研究，一方面是自认为这个题目应该没什么再可挖掘的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前太过沉浸于这个题目，每天耳鬓厮磨，连续好几年，等博论写完，人已经变得麻木不仁，迫切想要换个新领域来刺激一下自己的大脑。

五年之后的重读，一下子唤起了自己当年研究这个题目时的许多记忆。

记得那是刚刚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课，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在讲授上海史时突然提到，庚子国变前后北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大规模的人才迁徙潮，很多政治、文化精英从京城迁居到上海，这极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文化上的崛起，其中最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动，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数千人被从京津地区救援到上海。

然而，对于这次救援行动，不但学界研究较少，即使知道的也不多。

周老师因而向听课的学生们建议，有兴趣的可以试着去关注关注。

我当即便对这个题目产生了极大兴趣，此后便尝试着收集相关史料，很快就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并复印了陆树藩的一卷《救济日记》和五卷《救济文牍》，同时又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刊上发现了大量相关史料。

知道我有了这些史料基础，周老师又建议我将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于是我的读博生涯便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为一体。

起初，我试图挖掘庚子救援事件背后的问题意识，并把这一问题意识的核心界定为南北意识。

南方人组团前往北方援救被困于京津地区的南方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南北意识。

而且，庚子国变后不过十余年，清王朝便在南北分裂中寿终正寝。

因而在博士论文开题时，我拟定的题目是《庚子救援与南北意识》，准备对传统中国的南北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并在这个脉络中解读庚子救援事件。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用这个思路来研究庚子救援事件，颇有点大而无当。

首先，南北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如果对古代史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是很难有准确的把握的，而我只是读硕士时才转到历史学，且一直就学于近代史领域，要在短短数年间就对整个中国古代史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实在是有点缺乏信心。

其次，庚子救援行动虽然是一次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但是否真地有必要被放在南北意识这样一个千年脉络中去叙述，这样一顶帽子是不是被戴得有点过大，给人以“为赋新词强说愁”

的感觉？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用南北意识去笼罩庚子救援事件时，很多历史事实都会被遮蔽掉。

问题意识对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何来论文！

然而，问题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其中在我看来最值得重视的，是对问题意识之外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等的遮蔽，而这又集中在对事件史的研究上。

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牵扯万端，如果仅用某种问题意识去观照，那么在呈现该事件时挂一漏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改变了此前的研究思路，将尽量完整地呈现庚子救援事件本身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

至于庚子救援事件背后的问题意识究竟为何，我也没有将其限定在某一方面。

全书最后以“余论：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

作为结束，因为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是不适合以某种问题意识的探讨、总结和升华作为结论的，而只能从不同的角度对庚子救援事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史实和现象进行相应的解读和阐释。

不得不说，这样一篇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博士论文，不太适合被拆解为一篇篇单独的论文。

尽管我曾有过这样的努力，但发觉这无异于重写，因而时至今日，我仅拆解过一两篇论文将其单独发表。

这意味着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自2012年完稿后，从来没有被公开发表过。

这次能够以书稿的形式出现，也算是对我五年博士生涯的一个总结。

《庚子救援研究》的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

2006年硕士毕业后，出于家庭原因，我必须找工作。

当时的我并不奢望有机会到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工作，因为凭我的硕士学历，想要进入这类科研机构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周老师给予了我这个机会，而这一点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如果不能成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我应该不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也就不可能去从事庚子救援研究了。

另一方面，恰如前文所述，即便我攻读了博士学位，如果没有周老师的引导和建议，对于庚子救援事件，我恐怕和大多数人一样，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