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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活动（第4页）

[70]因此在接获九月三日的京电后，上海方面再次表示：“原议章程每人至多不得过一百金，语意本极放活，全赖诸公因时因地各制其宜，弟等未敢遥拟。

第一条至少十万金之说，论现在情形似已微有把握，如托庇大局早定，人事别无枝节，弟等竭尽心力，或者集款不止十万金。

第在京如何相宜，如何均沾实惠，是在诸公卓识大力，下风翘首，曷胜拜祷。”

[71]

杨文骏在致上海的京函中一再为救济之难大吐苦水，而救济之难的关键在于京官或留守或南下的不确定性。

在第二号京函中，杨文骏指出：“凡留京者有两种，一种必光景可以支持，一种必奇窘极苦，回南亦无法想者，彼时始能辨别，此较查灾放振为尤难，弟等既承委任，不敢不慎。”

[72]在第三号京函中，杨文骏表示因为“行李不能多带”

，京官中“有不愿弃物而归者，亦有系念回銮仍可补缺升官者，亦有闻纯伯会章可以酌借者，稍存观望”

。

又特别指出“济急会所收各省专济之款”

引发的种种为难之处：“再济急会所收各省专济之款，京官闻之，咸引领以待，若不各归各省，又恐该省啧有烦言，且有候专济之款到手，然后南归者。

如各归各省，则现送回南经费将何所出，且有已捐入会中协济，而另有专济本省者，此又不能不分别。

骏等互筹，迄无妥善之法，是以电请商之诸公，妥议示遵。”

[73]后来施则敬接到徐赓陛手书，示以救济浙江京官办法之三大端：“一资送官眷南旋，一津贴奔赴行在各员，一接济留京度岁之资。”

盛宣怀等因此表示：“浙帮如此办法，他省不知何如，大致当不甚相远，事贵因时因地各制其宜，断非数千里外所能遥揣，惟望诸公硕画荩筹，弟等尽心竭力筹款以济，各为其所能为而已。”

[74]

在确定救济京官大致办法的同时，杨文骏等对于护送官商回南的办法也多方筹划。

在第二号京函中，杨文骏表示：“至运送回南者，连商民亦有，即直京人愿来南者亦允之。

火车已议定，惟通州至扬村船只，尚未议妥。”

[75]所谓“火车已议定”

，是指“由杨村火车至塘沽，俄已允保护”

[76]，而“通州至杨村”

则因为日本的反复而尚未定议。

在第三号京函中，杨文骏向上海详细报告了由北京护送官商至塘沽登轮的具体办法：

现在护送章程，由杨村至塘沽火车，早已向俄议妥；其由通至杨村民船，先商日本，亦已允诺，后以兵少船小，又复诿辞。

现仍议由我自行雇船，由俄派兵护送至通，由日派兵护送至杨村。

莘伯带翻译等，赴杨村照料，李幼山、董遇春带翻译赴通州照料。

俟雇船人回，即可定期，电请派轮，大约总在十五后可运头批。

塘沽由燕谋京卿派矿局洋人白乐文照料，如轮未泊马头，即暂住矿局，因塘沽马头多为洋人占用，必须临时商借，是以不能轮船一到，即泊马头也。

[77]

在第四号京函中，杨文骏对保护办法又作了补充说明：“由京至通，车归俄日保护；通至杨村，船亦归俄日保护；杨村至塘沽，火车专归俄保护。”

对于“此间车船及火车一切价值，及洋兵酬费”

，杨文骏亦有报告：“车价每辆约五两余一次，船四十余元一次，火车俟事竣，俄员开来方知。”

与第三号京函不同的是，要求“轮船必须早到塘沽，以便火车一到即上轮船”

，因为“虽有矿务局空屋，近闻有德兵占住，则又不便矣”

。

[78]

需要补充的是，杨文骏在第四号京函中对于援救被难官商士民是否一视同仁，亦颇为苦恼：“此次南旋诸人中，有外官流滞京师，或解饷、或赴引、或放缺未得出京者，情形虽不窘，而急于出京不得，是同一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