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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活动（第5页）

旁人初拟令捐经费，然后准往，骏等以收费不知多寡，勒派事属不情，且车船皆不免拥挤。

万一人皆情愿出费而求舒服、多带辎重，其势必办不到，转贻人口实，仍概准搭往。

惟面嘱如以受济急之费为不安，请至沪酌量捐助公费于上海济急会交收，庶几两尽其道，想诸公闻之亦必喟然。”

[79]这一细节亦充分显示，庚子救援远不同于一般之赈灾救荒，它需要救援人员更多的考虑与更精细的筹划。

汇款救人之外，东南济急善会还承担了“托寄信件”

等工作。

东南济急善会曾公开声明：“所有托寄信函等件，亦即一并附请设法探投矣。”

[80]此后在上海致北京的各号公函中，均有托寄信函、托查“同乡京官姓名住址”

的相关内容。

在第七号公函中，盛宣怀等还特别表示：“敝处接到各处信函日有十数封，弟等深恐事多，或有疏忽，拟此后每五日发信一次，托寄信件均另开淸单，分晣注明，以清眉目而免遗误。”

[81]因为托寄信件太多，施则敬在《申报》上特别刊登《寄信须知》：

现因托寄信件太多，包封不能附入，不得已改交邮局挂号转递，以期妥速而免稽延。

惟来件既大且厚，终觉有所不便，此后托寄京信，务祈改用薄纸小封，并删除一切客套闲话，方可代为递寄。

又如有托查在京亲友，并乞于函外，另书密行小字清单两纸，注明何人托查，即当以一纸寄京，一纸存局，免致另行钞写，耽延时日。

其有托查流寓京外各县官绅，现在道途梗阻实属无法转寄，谨乞赐登报章，统乞阅者鉴原为幸。

[82]

每隔一段时间，东南济急善会还会在《申报》上公布“托寄信件汇款清单”

[83]。

陆树藩的救济善会也会定期在《申报》上公布“托查覆音”

[84]，因陆树藩亲自带领一批人员赴北方援救被难官商，故救济善会在京津地区的工作人员远较东南济急善会为多，所以救济善会对于京津周边地区，包括保定、沧州等地，均派人前往探查，因此托寄信件、托查京官下落等事务，救济善会承担得更多。

有关救济善会在京津地区的活动情况，本书第五章将详述。

此外，东南济急善会还曾筹划向北方运送棉衣和粮食。

在上海致北京的第六号公函中，盛宣怀等表示：“奉傅相敬电，以陈京兆意，饬办棉衣裤五千套，运津交杜税司胡良驹接收转运，遵已垫款赶办，俟办成，随时由电或函驰陈。”

[85]到第九号公函时，上海方面表示：“前承傅相电传陈京兆意，赶办棉衣五千套，则敬承办，现已告成，运存招商局栈房，陆续轮运到津转解，即请代陈傅相，转致陈京兆。”

[86]东南济急善会在上海的主持者们由运送棉衣想到能否“如棉衣办法”

运送粮食。

此前在上海致北京的第四号公函中，盛宣怀便谈及其“晤询各国沪领，第据称都城粮食太少，必须设法接济，惟京津道路不通，未敢贸然购运，祗可留作后图”

[87]。

此后，东南济急善会于九月三日接京电，获悉“日本放仓米平粜，每石二两五，白米市无定价，现每石约七八九两不等”

；次日便致函北京表示：“米价如此，亟拟购济，无如由津运京竟属无法，倘尊处能如棉衣办法，请即电示酌购为盼。”

[88]杨文骏等因而再次表示：“米价都中尚未开市，无一定之价，有极便宜者白米七两一石，约重一百三四十斤，极贵者至九两一石。

直隶今年甚丰稔，无如各国不许人割，恐土匪夹杂其中，殊为可惜。

已向日本说过，不知能从中为力否。”

[89]盛宣怀等则在致北京的第九号公函中也再次表示：“棉衣既可转运，米粮究竟何如。

次翁上书香帅，请购米粮十万石运津，必可转运到京。

此说果否能行，务新迅赐电示。”

[90]东南济急善会的购粮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践，严信厚、施则敬等义赈领袖便将精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对陕西灾荒的赈济上[91]，在京城办理平粜赈灾等事宜的便主要是陆树藩的救济善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