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粤籍绅商与粤籍京官之救援（第2页）

汇款的四人即“京都粤东会馆京官公函”

中署名前四位者。

北京粤东会馆与上海广肇公所虽然都是广东同乡组织，但二者由于组织者身份的差异与所处城市的不同，在以往的历史中交集并不多。

北京城里的粤东会馆创建于明代，至晚清已历时久远，“风雨其零，榛莽不翦”

，“都中士夫，每逢高会，则假别馆”

。

于是光绪八九年间，“乃谋建新馆于南横街”

；光绪十九年冬，粤东新馆“动土以待”

，由“云南抚军黄植亭、江西粮道邓莲裳、署津海关道黄花农、福建候补道何碧旒、在籍候选道刘问刍，先后捐集七千六百余金”

；光绪二十二年，新馆竣工。

“自斯馆兴工后，戴少怀、丁伯厚大考开坊，许筠丈由仓场擢总宪晋工部尚书，杨蓉浦以副宪擢兵部侍郎，黄植亭以桂藩开府滇池，邓小赤以苏藩开府皖江”

，撰写《重修粤东旧馆碑记》的张荫桓本人则“年甫六十，辄蒙赐朝马，渥膺异数”

。

张荫桓因此颇为得意：“余维吾粤缨弁，近始萌颖，山高水长，正复无量。”

[100]在张荫桓眼中，粤东会馆的兴衰沉浮甚至成为粤籍京官群体仕途显达与否的预示与象征。

由此可见，粤东会馆主要是粤籍京官出资兴建并进行聚会活动的固定场所，广义上等同于粤籍京官的同乡会组织。

与粤东会馆以官员为中心不同，上海广肇公所的中心是商人。

上海广肇公所初建年代不详，同治元年（1862年）毁于小刀会战乱，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广州、肇庆两郡旅沪同乡集资重建”

[101]。

虽然“首倡作重新之举”

的是时任上海知县的粤籍官员叶顾之，但慷慨解囊的主要是徐荣邨、潘爵臣、唐廷枢、唐茂枝、徐润、韦文圃等粤籍商人。

[102]不但出资者主要是商人，管理者也主要是商人：广肇公所由“董事负责所务进行”

，而重建广肇公所的二十四位董事中，除叶顾之外，其余均为商人。

[103]广肇公所从成立到光绪九年，所有账目都是由徐润管理，此后其也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104]可以说，广肇公所在19世纪末的事务几乎都是由唐廷枢、徐润、韦文圃等大商人掌控的。

[105]

作为以官员为主的同乡组织，粤东会馆常常扮演施救者的角色，很少乞援于人，更不用说代表整个粤籍京官向外乞援。

迫使粤籍京官发出求救函的是：因为铁路被毁、轮船不通导致的“虽欲逃生而无路”

，或“转徙而流离”

，或“束手而坐困”

的危局。

《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详细记载了梁士诒及其同乡“虽欲逃生而无路”

，只得“转徙而流离”

或“束手而坐困”

的情形：

是月（笔者注：五月）二十一日，先生偕高夫人携妾潘氏，子定蓟、定吴及女仆一出京，由陆路先至通州，沿运河乘船南下。

同行者关伯珩（冕钧），颜伯襄（廷佐），陈子励（伯陶），尹翔墀（庆举），麦蕙农（鸿钧），区鹏霄（湛森），凌润台（福鹏）等男女老幼共百余人。

甫抵木庄，已炮火连天，不能通过，迫得赴河西务。

居船上时，沿途无村非坛，无人非拳，所过辄被迫拜坛、焚黄，凡焚黄时纸灰不扬，即目为汉奸，杀无赦。

先生以在暴力下无如何也，乃服宽博之衣，每拜起拂袖，灰辄飞扬，以是多次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