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粤籍绅商与粤籍京官之救援（第3页）

一日关伯珩拜时，纸灰不起，将执之，伯珩色变，先生大呼曰：“关老爷不怕。”

团素信关壮缪，多称为关老爷，闻是言，乃释之，伯珩汗浃背矣。

留滞河西务之三日，有土匪三十余人，列械要索，每船缴费三百两，众惶骇无策，先生出而婉言曰：“船过此得保护，纳费应尔，第无如许银，着人往津措缴何如？”

匪首肯，坐以待。

先生乃挥函致津海关道黄花农观察（建元）。

黄立派步队数十名，携银来。

匪遥见官军，弃船逃。

官军拟追捕，先生止之曰：“世乱至此，勿种恶因也。”

遂改北行，往怀柔。

途中数遇匪，均以智免……先生自六月间居怀柔县城，日探京中消息，常只身步至都门。

至是闻局势稍缓，思作归计。

忽大股匪窜入怀境，于是月（笔者注：闰八月）十八日破县城，杀县官招立奎全家，踞城搜劫。

麦蕙农作工人装逃出，夜宿马槽。

陈子励欲挈眷逃，为匪所截。

直至京中派大队及新县令至，匪乃逃散。

[106]

由上可知，梁士诒是与粤籍同乡京官结伴南逃，并结伴避居怀柔的，遇到危险时也首先是请在天津做官的同乡出手相救。

乞援于同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这些粤籍京官为何是向设于上海的广肇公所乞援，而不是向广东省内的善堂善会求救？从公函来看，原因有两点：一是广肇公所“平日恤灾救患，虽邻乡异省，尚沾施予”

，更何况是“同梓”

；二是“沪上距京较近，平日京中粮食，因北地素不产稻，全由沪商运米来京”

，而现在京城最主要的问题又是“海道梗阻，米运不至”

导致的“都中斗米需银两余，尚且不易购”

，因此“倘能设法请洋人护照，运米至京接济各同乡，则尤为善策”

。

毫无疑问，这两点理由都是成立的：就第二点而言，自漕粮改为海运以来，京城消耗的稻米便主要是从上海运过去的；就第一点而言，则涉及广肇公所成立以来的慈善活动。

广肇公所成立后，对于慈善事业颇多助益。

光绪十一年五六月间，广东发生水灾，广肇公所同丝业会馆筹赈公所、陈与昌丝栈筹赈公所、高易公馆筹赈公所、果育善堂等当时上海主要的义赈机构一起对灾区进行筹捐赈济。

[107]在赈灾过程中，《申报》刊登了一则署名“广肇旅沪同人”

的《致谢江浙诸大善士赈款》的启示：“粤省此次水灾，实为数百年所未有，况常筹办海防之后，捐助尤难，设非外省救援，则昏垫余生，真匪有孑遗矣。

即蒙江浙诸大善士救灾恤邻，不分畛域，現仍鼎力劝募，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108]当时上海的“广东帮赈所”

，主要是李秋坪的高易公馆筹赈公所，与丝业会馆筹赈公所、陈与昌丝栈筹赈公所齐名。

李秋坪是广东香山买办群体的重要成员，而“高易赈所的董事几乎囊括了当时寓沪广东帮中的知名人士”

。

[109]李秋坪于光绪十四年初去世，高易公馆筹赈公所于光绪十七年冬裁撤。

次年，粤籍绅商在广肇公所内“复设振所”

，“仿昔日高易公馆章程”

经收赈捐，“协赈一切费用自备，不动赈款分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