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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籍绅商与粤籍京官之救援（第5页）

，“各同乡不捐资、不举人同往招呼南旋，必为外人所笑矣”

。

如果说出于乡谊的救援本应该是一种自愿自发的行为，而在郑观应这里，出于乡谊的救援已然成为一种必须为之的义务，否则“必为外人所笑”

。

事实上，各省之中最后只有广东另外专门派人前往京津地区进行救援。

本来对于广肇公所交来的善款“英洋一万元”

，东南济急善会认为“此数较巨”

，准备将其“作为东南济急会第二批解款”

，“仍与道胜熟商，汇至天津，由津设法运京”

，“转交陈香轮给谏等收明示复”

。

[114]但这种由东南济急善会统筹汇款的方式很快发生变化，在东南济急善会上海致北京的第五号公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兹弟官应据广肇同人面称，第四号函内托汇之广东同乡集款，已自行商明道胜汇寄，刘吉六等亦已附轮北上自行收放，第四号函内所称各节应无庸议。

[115]

善款“自行商明道胜汇寄”

，并派人“北上自行收放”

，表明广肇公所将依靠自身的关系和力量独自展开对被困于京津地区的粤籍官绅商民的救援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郑观应依然起到了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广肇公所选定刘吉六、吴云樵前赴京津救援后，此二人北上事宜便主要由郑观应安排。

在致陆树藩、潘炳南的信中，郑观应表示因为爱仁轮船“舱位少、搭客多”

，故“敝同乡公举刘吉六、吴云樵二君先坐‘广济’轮船”

前往京津招呼。

郑观应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作此安排应为易事。

对于刘、吴二人在京津地区的安全事宜，郑观应也多方筹划：一是托陆树藩代请“刘、吴二君护照”

，“如不能即日交来，请代带至天津面交刘、吴二君可也”

；二是请日本驻沪领事[116]“函托天津领事招呼”

；三是致函陆树藩等，希望其“求英法领事函致其天津领事照应”

[117]。

可以说，郑观应的关系网为粤籍绅商的庚子援救行动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

刘吉六，即刘光廉，吉六为其字，广东香山县人，在唐廷枢、徐润执掌轮船招商局时，曾任招商局芜湖分局委员。

当盛宣怀入主招商局后，曾致函唐廷枢表示：“芜局委员刘光廉结欠一款，虽于去年结账时销去，然总办以次欠款均已清厘，未便独于刘光廉从宽免追，致使后人效尤，关系颇大。

曾经雨之兄担当数千金了事，又隔一年，杳无消息，亦祈阁下会同雨翁速为催缴，总须面子下得过去。”

[118]此后，刘光廉还追随唐廷枢、徐润积极参与了开平矿务局设局广州事。

[119]于此可见，刘光廉与唐廷枢、徐润的光系非同一般，而唐、徐二人又是广肇公所的创办者与长期的主持者，因此刘光廉应当也是广肇公所的骨干成员。

关于刘光廉等在京津地区的救援活动，其在致徐润等人的函中比较详细地进行过叙述：

廉等初二日由津起行，初七日抵京，日兵护送，沿途当无窒碍。

惟河西务架有浮桥，必须洋兵知照始准放行耳。

到京后，住李铁拐斜街广元客栈。

在京同乡业经晤面，大约合官、商、男、妇、老、幼百人左右，避住外县者亦有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