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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籍绅商与粤籍京官之救援（第6页）

现拟请在京者先行一批，一则船车难雇；二则人多究属难行。

惟其间当有三数公不愿南下，亦有家属先行，本人不允离京者，各听其便。

至避住外县者回京颇难，亦即去信往迎，约以月底为期，逾期不至则封河，伊迩，廉等亦不能久候也。

天津日领事派三人护送入京、出京之路。

现下同住相候，但恐出京人少，不足以资保卫，拟明日往谒日公使，请其添派洋兵。

倘即应允，便欲于月半前后，先发头批出京。

住外县者只可候其回京续发也。

陆纯伯兄，初二日尚不见其到津。

将来设局何处，暂尚未详。

今日见杨彝卿，据云：抵京后极力办此事。

先托俄人，仅允护送，而不得船，转托日人，亦辞难办，至今尚无实在善法，缘其人数二三千人，颇非易事也……敬请雨之、纶卿、文圃、善亭、雨田、干臣、陶齐[120]、杰臣先生既各善长钧安。

刘光廉、吴大铨顿首。

重阳节。

[121]

这封信落款日期是九月初九日，故“初二日由津起行，初七日抵京”

应是指刘光廉等是九月初二日由天津出发，九月初七日到达北京。

这说明刘光廉等在九月初二日前已经到达天津，此时陆树藩等尚未抵达天津。

据陆树藩《救济日记》，陆树藩率领的救济善会北上救援团于闰八月二十二日“登爱仁轮船”

，闰八月二十六日即到达大沽口，二十七日“进口停泊塘沽”

，但因为善会人员的安全问题、居住问题和救援物资的存放问题等尚未解决，便一直停留到九月五日才“全行登岸”

，陆树藩本人也在当天乘火车由塘沽到津。

[122]以此作为参照，刘光廉等乘坐“广济轮船”

先于“爱仁轮船”

从上海出发，则刘光廉等是在闰八月二十一日或以前便起程北上的，按轮船正常行驶速度，其抵达天津大沽口的时间应是闰八月二十五日或以前，距闰八月十五日东南济急善会第四号公函中首次提到广肇公所接到《京都粤东会馆各京官公函》并筹集善款之事仅仅十日，于此可见广肇公所的救援行动开展得十分迅速。

刘光廉等在天津停留了一段时间后，由日本驻天津领事派人护送前往北京，这应该是此前郑观应请日本驻沪领事“函托天津领事招呼”

的结果。

刘光廉等到达北京后，即与“在京同乡”

晤面，了解情况，并筹划具体的救援方案。

一方面因为人数较多，而“车船难雇”

，另一方面因为还有不少人“避住外县”

，刘光廉准备将在京粤人分两批护送出京，一批是“月半前后”

，另一批则是九月底。

刘光廉还同东南济急善会的在京负责人杨文骏晤谈，而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除了刘光廉的信中有所反映外，在东南济急善会九月十日北京致上海的第三号公函也有所体现：

广东之刘吉六、吴云樵已到京，询其如何办法，渠亦系将同乡运送回南，或由渠等另觅保护，或仍归我等会中护送，俟渠酌定。

所指之陈香轮给谏、吴秋舫诸太史，皆逃避出京，尚未回来，大约日内亦即归也。

[123]

与该函相呼应，梁士诒的年谱记载了其返回京城、到达天津并前往上海的整个过程：

九月九日，先生同避难诸家眷属回京。

十一日六时，车抵虎坊桥湖广会馆门前，侧室潘氏生第三女于舆中，因名舆生（后适番禹郭锦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