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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帅款与奕劻的庚子救援（第7页）

[11]《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部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首”

，8b～9a页。

[12]光绪五年，盛宣怀又接受李鸿章的命令，主持直隶筹赈局的工作。

见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载《近代史研究》，2008（6）。

[13]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载《近代史研究》，2008（6）；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载《清史研究》，2009（1）。

[14]［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1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5]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载《清史研究》，2009（1）。

[16]《申报》也将严作霖列为义赈的发起人之一，而《清史稿》与《申报》均未将盛宣怀、郑观应列入义赈发起人行列。

朱浒认为严作霖“位列发起群体，是毫无疑问的”

，同时认为郑观应具有“作为义赈发起人的资格”

，但认为将盛宣怀列入发起人群体是不合适的，因为盛宣怀办理直隶河间赈务，“是李鸿章委派的结果”

，“根本没有越出官赈的范围”

。

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50～153页。

[17]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491～492页。

[18]《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二，光绪十七年十月，998a页。

[19]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25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5。

[20]参见王定安编：《曾忠襄公（国荃）批牍·年谱》，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第103号，69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曾国荃：《江浙春赈完竣疏》，见《曾国荃全集》，梁小进整理，第二册“奏疏”

，533～53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七辑，7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宜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宜兴文史资料第22辑《宜兴人物志》上册，185～186页，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

[21]《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四一，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上，802b页。

[22]《任锡汾上盛宣怀禀》，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25794。

[23]《上海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一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七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二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三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四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五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等。

《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一次清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二次清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等。

[24]《来函照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来电照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垂念灾民》，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五日等。

[25]《申报馆协赈所经收救济善会捐款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止第一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日；《申报馆协赈所经收救济善会捐款闰八月初一日至十五日止第二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七日；《申报馆协赈所经收救济善会捐款闰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止第三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日；《申报馆协赈所经收济急善会捐款九月初一日至十五日止第四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申报馆协赈所经收济急善会捐款九月十六日至三十日止第五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三日；《申报馆协赈所经收济急善会捐款十月初一日至十五日止第六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申报馆协赈所经收济急善会捐款十月十六日至三十日止第七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申报馆协赈所经收济急善会捐款十一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止第八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日等。

申报馆协赈所经收的救援兵灾之善款，从其发布清单之名称来看，前三次是为救济善会代收，后五次则都是为济急善局代收。

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尽管在救援行动上多有协助，但在接受捐款与使用捐款上，均完全独立运行。

[26]《任恤风高》，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五日；《高谊可风》，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种种阴功》，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六马路仁济善堂经收济急善局资遣京津被难捐八月廿八至九月三十日第一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六日等。

[27]《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内筹赈公所经收济急善捐清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28]也有以丝业会馆、源通官银号、申报馆协赈所、仁济善堂、陈家木桥电报总局共同名义接受捐款的记录，如《筹助巨款》《众擎易举》，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三日。

[29]《声明代办》，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日。

[30]《济急会声明》，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31]实际上，在东南济急善会宣告成立之前，在有关济急善局的各种史料中，如在《济急善局公启》《承办济急善局章程》，乃至《照录李傅相札文》和《覆呈李中堂禀稿》等有关济急善局成立的文献中，均完全不见盛宣怀的踪影，出面领头者是“信厚等”

。

假如济急善局为盛宣怀所承办，则这些文稿必定会以盛宣怀为号召，一如其在东南济急善会致北京分局的公函中领头署名。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济急善局的发起人严信厚、施则敬等人看来，东南济急善会与济急善局本无区别，即东南济急善会便是济急善局，而济急善局也就是东南济急善会，因此在严信厚、施则敬等人所撰写的文稿中，多以济急善局自称。

[32]《戴鸿慈奏稿》，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6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