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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津沪之间（第2页）

陆树藩之所以开始频频与东南济急善会进行沟通联系，与其协力救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蒙招商局拨借使用的爱仁轮船起航返申后，陆树藩与救济善会手中便没有可以自主支配的轮船，只能请招商局或东南济急善会从上海派轮前来。

陆树藩在《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中曾言：“现在既有难民二百余人，拟即日遣爱仁轮船装载回沪。

此后或应专派轮船前来，或仅给予难民川资船票附搭便船回南，随时商酌办理。”

随即在九月九日致上海救济善会的第三号公函中表示：“至初九日止，报名而未及上船者又有二百余人。

惟专假一轮，需费甚巨。

此轮回申后，敝意拟请不必再行专放，俟此间人数众多，再电请派轮。

免单数本，速请招商局加盖戳记寄津，立候应用，勿延是盼。”

[35]九月十四日，陆树藩致电上海：“拟令续至之难民先搭广济轮船回沪，故请商局用免票”

；招商局也很快回复表示：“已电咨仁记行，准广济用免票”

。

[36]九月十五日，陆树藩又致函上海表示：“此次旋申被难官民，当令分坐公平、安平两轮船回沪。

惟带来免票上有月底为止戳记，月底尚不至封河，望再备免票一本，加盖十月十五日为止戳记，迅寄应用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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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东南济急善会北京与上海之间也电报频频，主要也是协商请上海派轮赴津之事，如杨文骏等在九月十日致上海的第三号京函中便知会“轮船拟请先派两轮，俟人数大定，再随时电闻”

，并表示北方“天气近已着皮，有时衣棉，然封河必在伊迩，能赶运三批最好”

。

[38]九月十二日，杨文骏又致电上海表示“京官头批”

行期已定在九月十七日，“约共一千数百人”

，请上海“速派两火轮，多备火食，即日来”

，并要求“少迟，再来一轮”

，且特别指出“火车到塘沽，即上轮，无处住；轮到沪，乞派妥人赴轮查看，实贫苦者，再少周济”

。

上海方面随即表示：“当经禀商盛京卿，适公平、安平两船在津郡，电复彝卿观察，趁此两船来沪，以期妥便。”

[39]九月二十一日，杨崇伊护送难民由京至津后，随即致电上海表示：“伊住津北洋医院，安平广帮已满，即开。

我会十七后陆续出京，前电请三轮，放否？候电。”

上海复电表示：“安平、公平、爱仁、泰顺四船，已陆续开津，请即向仁记洋行面商分配送沪。”

不久杨文骏又致电上海表示：“南行已千人，分坐公平、安平，尚有千人，爱仁不敷，速添一轮，准二十八九上船。”

[40]

在京津各救援机构均频频与上海联系的同时，京津之间的联系也日渐密切。

陆树藩在致函李鸿章幕府诸人后，开始积极谋划赴京事。

九月十八日，陆树藩偕陈季同访贝尔榜，“商议赴京事”

；九月二十日，“与美国红十字会约同赴京，晨起登舟，候至傍晚，其船始来，用小火轮拖带，我船追赶不及，仍复上岸”

[41]。

杨崇伊送难民到津后，与陆树藩连日“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