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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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2页）

我们的公共生活现在往往依赖于这类官方界定，也依赖于迷思（myths）、谎言和脑残的（ed）观念。

如果有许多政策——不管是不是经过辩论——都基于有关现实的并不充分并且带有误导性的界定，那么，那些立志要更充分地界定现实的人就注定要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了。

正因为如此，我所描述的那种公众以及具备个体性的人，仅仅由于生存在这样的社会，就会变成激进派。

但这正是心智、研究、才智、理性、观念的角色所在：以具备公众相关性的方式，充分界定现实。

社会科学在民主体制里担当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帮助教化并维持合格的公众与个体，让他们能够发展出有关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的充分界定，并依此生存，循此行事。

我一直描述的这种理性角色，既不意味着你得奔出门去，赶下一班飞机到当前危机的现场，竞选议员，买家报社，深入贫民，发表街头演讲，也不要求你这么做。

诸如此类的行动往往令人钦佩，也不难想见会有一些场合，我会发现自己都不禁想亲身去做这些事。

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是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常规活动，无非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角色，用自己的行动展示出，他对于社会科学的承诺，对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抱信念。

这样的角色要求的只是，社会科学家处理好社会科学的工作，避免助长理性和论述的进一步科层化。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接受我在这些议题上所持的全部观点，我也不希望他们会这样。

我想说的是，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搞清楚关于历史变迁的性质，关于自由而讲求理性的人在其中如果有一席之地，会居于何种位置，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只有到了那时，他才开始逐渐了解到，在自己所研究的社会中，属于自己的思想角色和政治角色何在，并由此想清楚自己究竟如何考虑自由和理性的价值，而它们已经深深融入了社会科学的传统与承诺。

如果个体和小群体不能自由地去做会产生历史后果的事情，同时又不具备足够的理性以洞察这些后果，如果现代类型的社会的结构，或者其中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如今都发展至此，历史其实就是盲目漂流，无法以手头的手段和可以获取的知识加以变更，那么，社会科学唯一的自主角色就是记录与理解。

以为位高权重者会担负责任的想法是愚蠢的；只有在某些得到特别照顾的私人生活这种例外情境下，才有可能实现自由和理性的价值。

但这只是许多“如果”

。

尽管对于自由的程度、后果的范围尚有广泛的争议，但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使我们必须放弃自由与理性的价值，即像它们目前可能做的那样，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像我上文所探讨的那样，试图避免这类让人困扰的议题，如今已经得到了下面这条口号的广泛捍卫：社会科学“并不致力于拯救世界”

。

有时候它充当着低调学人的免责之辞；有时候它是专家对于一切具有较大关怀的议题的嘲讽与蔑视；有时候它反映出青春期待的幻灭；而在许多时候，它成了某些人的姿态，他们企图假借“科学家”

的声望，因为后者被想象成纯粹的、无须身体载体的头脑。

但有时候，它依赖于对权力的现状而做出的审慎判断。

鉴于此类事实，我不认为社会科学将“拯救世界”

，尽管我同样觉得，“力图拯救世界”

这句话根本上也没错。

这句短语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要避免战争，重组世间人事，以符合人的自由与理性的理想。

虽然我所具备的这类知识使我对相关机会的估测颇为悲观，但即便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也仍然必须追问：如果可以借助才智发现真有什么出路能摆脱我们时代面临的诸般危机，难道不得靠社会科学家来陈述它们吗？我们所呈现的，是人开始对人类有了自觉意识，哪怕这并不总是很明显。

对于重大问题的几乎所有解答，如今都必须诉诸人的自觉意识的层面。

根据我们目前具备的知识，向位高权重者呼吁实属乌托邦幻想，而且是就这个词的愚蠢意涵而言。

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只有当他们觉得有用时才会维持；也就是说，我们成了接受他们的问题和目标的技术专家，或是宣扬他们的声名与权威的意识形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