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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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页）

就像《孤独的人群》一样，米尔斯的主要著作，如《权力新贵》（TheNewMenofPower，1948）、《白领》（WhiteCollar，1951）和《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其创作动机都不是方法，也不是理论，而是一些宏大的话题，不过，在背后推动的也有一种探险精神。

［米尔斯是如此远离社会学的主导趋向，以至于他更喜欢用“社会研究”

（socialstudies）这个术语，而不是“社会科学”

（soces）。

］[17]做一位社会学家，就应当终其整个职业生涯，尽心尽力，去填补那一整幅社会图景。

这样的要求应当不像今天看来如此扎眼。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雄辩地抨击了主流社会学的两股主导趋向，一是“宏大理论”

的那种夸夸其谈，一是“抽象经验主义”

的那种边角零碎。

今日观之，他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依然十分切要，生动鲜活（有时甚至煞是有趣），一如40年前，或许还平添了几分风采，因为社会学已经在米尔斯所描述的沟槽里越陷越深。

那么多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纷纷加入此前的理论显贵行列，保持着他们那种“无用的高贵”

（uselessheights）[18]，宣称他们那些优雅舞步和精致表演，那些既像苦行又像**的机械操练，那些平民主义的鼓噪欢呼，那些政治上的一厢情愿，乃至整个妄自尊大的姿态，都是非常有用也十分严肃的事情。

看着这一切，米尔斯想必会暗自好笑。

他不会把“理论”

看作对于不负责任的权力的严重打击。

我想他会认识到，矫揉造作的“理论”

只是一种囿于阶级的意识形态，属于某种你不妨称为“新阶级”

的集团，有待批判，正好像他早已揭露的那种管理意识形态：抽象经验主义者在其研究团队中做着学术上的附加作业，以补充企业和政府科层部门。

我想他还会认识到，“理论”

在学术上的那些宏大诉求，在政治上的那些虚张声势，属于某种列宁主义的预设，也是一种危险的预设，即学院人肩负着无可替代的崇高使命，仿佛他们一旦理顺了自己的“理论”

，就将向一个翘首以待的世界昭告，并觉得自己已经大功告成。

[19]

当然，米尔斯自己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他自己的使命，而且是一般而言的知识分子、具体来说的社会科学家的使命。

指引他所为之献身的学术工作的是一种忠诚（fidelity），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天职”

“蒙召”

（g），即“vo”

这个词的原初意涵：受到一种声音的召唤。

这并不是说米尔斯［他曾与汉斯·格特（Hah）合编过英语世界第一部重要的韦伯文集］赞同韦伯在其有关研究主题的两篇名文中做出的“作为天职的学术”

和“作为天职的政治”

必须无情分开的结论。

根本不是这样。

米尔斯认为，问题应当来自价值观，但答案不应该与后者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