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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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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多样性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所有社会世界都有这个特点。

这些世界里，有据我们所知千年几无变化的原始共同体，也有仿佛骤然成为暴烈存在的强权大国。

拜占庭和欧洲，传统中国和古代罗马，洛杉矶城和古代秘鲁的印加帝国——人们所知的这些世界如今都摆在我们眼前，接受我们的审视。

在这些世界里，有开阔的拓殖地、压力群体、少年团伙和纳瓦霍（Navajo）油井工人，有随时准备定点摧毁方圆数百英里都市区域的空军，有巡视街角的警察；有共处一室的亲密圈子和陌生公众，有犯罪集团，有某个夜晚涌动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广场和路口的人潮，有霍皮族（Hopi）儿童、阿拉伯奴隶贩子、德国诸政党、波兰各阶级、门诺派（Mennonite）的学校、西藏的精神迷狂者、遍及全世界的广播网[1]。

各个种族血统和族裔群体在电影院里混杂一团，但也被相互隔离；已婚家庭彼此快乐相处却也彻底相互看不顺眼；工商百业，各级政府，乃至幅员辽阔的大国，都容纳了千百个分工细密的行当。

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百万次不起眼的交易，随处随地形成的“小群体”

数量之多，任凭谁都数不过来。

人的多样性还包括人类个体的多样性。

这些多样性也同样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必须把握和理解的。

透过这种想象力，1850年的印度婆罗门和伊利诺伊的开荒农夫并肩而立；18世纪的英国绅士与澳洲土著站在一起，旁边还有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农民、当代玻利维亚的政治家、封建时代的法国骑士、参加1914年绝食抗议的英国女权运动者[2]、好莱坞新星、古罗马贵族。

要谈“人”

，就得谈所有这些众生男女，既要谈巨匠歌德，也要谈邻家女孩。

社会科学家力图以某种有序的方式来理解人的多样性，但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的广度与深度，他很可能面临这样的追问：这真的可能吗？社会科学的这种混乱局面，不正是践行社会科学的人力求研究的事情的必然反映吗？我的回答是：也许多样性并不像单纯罗列其中一小部分而使其显露出来的那么“无序”

，甚或不像大专院校里教授的那些研究课程往往使其显露的那么无序。

无序也好，有序也罢，端赖于视角：要对各种人群和社会达成有序理解，就要求采取一套特定的视角，既要足够简单，促成理解，又要足够综合，使我们能够在看问题时涵括人的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

奋力获取诸如此类的视角，正是社会科学首要而不懈的奋斗方向。

当然，无论什么视角，都有赖于一套问题。

只要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在于研究人生，研究历史，研究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交织的相关问题，就很容易想到社会科学的全局性问题（第一章已有所提及）。

要研究这些问题，要认识人的多样性，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面，与这种现实对众生男女个体的意义，保持持续而紧密的关联。

我们的目标就是确定这一现实，辨识这些意义；正是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梳理经典社会科学的那些问题，进而捕捉它们所蕴含的那些议题与困扰。

它要求我们对于史上曾经出现和当世确实存在的各种社会结构具备充分的比较性理解。

它要求我们从大规模历史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小范围情境进行筛选和研究。

它要求我们避免囿于学院系科之间任意武断的专业化，而是根据话题，首先是根据问题，灵活调整我们的工作的专业化定位。

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从对于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人的所有合宜研究中，借鉴相关的视角与想法、素材与方法。

回顾历史，社会科学家最关注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在军事制度、亲属制度、宗教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有众多研究。

这种分类的根据是制度总体上履行的客观功能，简单明了，虽然只是假象，但毕竟方便合用。

如果我们搞懂了这些制度性秩序是怎样彼此关联的，也就搞懂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

这是因为，“社会结构”

这个观念最通常的用法，指的就是这个，就是根据各自执行的功能来分类的各项制度的组合。

基于这种用法，它就成了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最具包容性的操作单位。

有鉴于此，社会科学家最宽广的目标就是逐一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和总体上的多样性。

“社会结构”

这个术语本身的定义就五花八门，其他术语也会被用来定义这个观念。

但如果牢记情境与结构之间的区别，再加上制度的观念，那么无论谁碰到社会结构这个想法，都不会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