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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1页）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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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之间的互动会随着各自的发展不断增强。

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重新恢复了肇始之时的模样——“政治经济体制”

，人们越来越把它放在总体社会结构里面来看。

像约翰·加尔布雷思这样的经济学家，其政治学家的成分与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或戴维·杜鲁门（DavidTruman）不相上下；事实上，他有关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结构的作品，堪比熊彼特有关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的观点，或是厄尔·莱瑟姆（EarlLatham）有关群体政治的看法，都是有关某种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学理论。

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戴维·里斯曼（DavidRiesman）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都可以说融合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政治学家三种色彩。

他们在各门社会科学之间进退自如，也因此等于兼通众门。

只要一个人开始把握这些“领域”

中的任意一个，他就被迫进入了其他领域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进入了所有属于经典传统的那些领域。

当然，他们也可以就某一制度性秩序有所专擅，但只要他们把握了个中的精髓，也会逐渐开始在总体社会结构中理解其位置，从而理解它与其他制度领域之间的关系。

这是因为，在相当程度上，人们越来越清楚，制度的全部实在就在于这些关系。

当然，我们不应当假定，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家已经对手头的研究做了合理的分割。

第一，所涉及的每个学科都是应对特定的要求和条件而自己发展起来的，没有哪个学科只是作为某个通盘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发展起来的。

第二，有关这几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当然存在诸多争议，而关于专业化的程度如何算合宜，也是颇有分歧。

但今天有一桩事实压倒一切：现在与其把这些不同意见看成是思想上的棘手之处，还不如视之为学院生活的既存现实。

我认为，即使从学院的角度来看，它们如今也往往倾向于自我消解，逐渐落伍。

从学院角度上说，今天的核心事实就在于边界的流动性越来越高，观念越来越容易从一门学科移到另一门学科。

有几例值得颇为注意的职业生涯，几乎完全是以精通某个领域的词汇为基础，却灵活运用于另一个领域的传统范围。

专业化已是既成现状，未来也不会消失，但不应当从如我们所知多少属于偶然构筑起来的这些学科的角度来分隔。

它应当沿循特定的问题脉络而发展，而要解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思想装备传统上属于好几门学科。

人们越来越看到，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在使用类似的观念和方法。

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由某种思想方面的内部发展所塑造的，同时也都受到制度方面的“偶然因素”

的决定性影响，它们在西方诸大国各自受到不同路径的塑造，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一事实。

包括哲学、历史学和人文学[3]在内的业已确立的学科，它们的态度是宽容抑或漠视，往往影响着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形貌。

事实上，在某些高等学术机构里，是否具备这样的宽容，已经决定了社会科学有没有作为学院系科而存在。

例如，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根本就没有“社会学系”

。

[4]

过分拘泥于社会科学的系科化蕴含着危险，危险就在于人们会随之假设，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制度各自都是独立自主的系统。

当然，如前所示，这项假设一直被用来建构一些“分析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