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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页）

表面上的质的丰富性。

但我相信，没有哪一位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任一“法则”

是跨历史的，可以不被理解为必然关联着某个时期的特定结构。

其他“法则”

最后也都被证明其实是空洞无物的抽象命题或相当含混的同义反复。

“社会法则”

的唯一意涵，乃至“社会规律”

的唯一意涵，就是我们针对某个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时代中的某个社会结构，可能发现的或者你也不妨称之为可能建构的这类“中介原则”

。

我们并不知晓有关历史变迁的任何普遍原则，我们的确知晓一些变迁机制，但这些变迁机制会随着我们考察的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各见差异。

这是因为，历史变迁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它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变迁。

一如社会结构纷繁多样，历史变迁的原则也是五花八门。

（3）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旦丢开自己所在的发达工业国家，去考察某种不同的社会结构里的制度，如中东、亚洲、非洲等地的制度，都会非常清楚一点：要理解一个社会，了解有关它的历史的知识往往不可或缺。

他在研究“祖国”

时，常常会暗自用到历史；有关历史的知识就体现在他研究中用到的那些概念中。

当他考虑的范围更全面，当他展开比较，他就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对于自己想要理解的东西而言，历史范畴属于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单单是“整体背景”

。

在我们的时代，西方社会的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也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它所包含的纷繁多样的社会世界第一次都处在重要、迅疾而显著的相互影响中，这或许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规定性特征。

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就必须对这些世界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比较性的考察。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曾经是人类学家的异域保留地的那些地方，如今都成了这个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

，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视同寻常地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也是不遑多让。

当今所做的最出色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些就是对世界不同区域的研究，原因正在于此。

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彼此有着非常深切的关联。

即便是不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当今世界的存在实态，单单通过缺乏时间纵深的肤浅比较，你也是无法理解的。

你必须拓展自己分析的时间范围。

要对当今摆在你眼前的可供比较的事实做出理解，给出说明，你必须知晓各个历史阶段，知晓是哪些历史原因造成了发达的速度不一、方向各异，造成了欠发达。

比如，你必须知晓为什么西方人16、17世纪在北美和澳洲建立的殖民地顺利发展成了工业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印度、拉美、非洲建立的那些却直到20世纪依然是一片以贫困、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地区。

就这样，历史的观点导向了对于各社会的比较研究：无论针对哪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单单基于其各自的国别史，你无法理解或说明它们经历的主要阶段或当今具备的形貌。

我的意思不光是说在历史现实中它与其他社会的发展相互作用，还想表明，我们的头脑在思考这个单一社会结构的历史角度和社会学角度的问题时，要是不与其他社会相互比较异同以求得理解，甚至连问题的系统阐述都无法做到。

（4）即使我们的研究并不具备明确的比较性质，即使我们关注的只是某一国内社会结构的某个有限区域，我们也需要历史材料。

我们要想固定住某个摇摆不定的时刻，就只能进行抽象提炼，而这会对社会现实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当然，我们也可以建构出诸如此类的静态速写甚或静态连拍，但不能用这样的建构作为自己研究的结论。

既然我们知道自己研究的东西会发生变化，那么即使在最简单的描述层面上，我们也必须问：有哪些明显的趋势？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至少对“原先如何”

和“未来怎样”

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