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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2页）

在塑造人格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须结合特定家庭类型的限制，也要看这类家庭在其所属的社会结构中处在什么位置。

并不能单单基于有关特定系列的个体及其对所处情境的反应的观念或事实构筑起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

基于有关“个体”

的心理学学说来说明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这样的尝试往往有赖于假定，社会无非是众多散布的个体，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全面熟悉了这些“原子”

，就能以某种方式累积信息，从而搞明白社会。

但这不是一项富有收获的假设。

事实上，我们通过把“个体”

当成社会角度上相互孤立的生物来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甚至都搞不清楚“个体”

最基本的性质是什么。

经济学家并不能设定“经济人”

，除非是做抽象的模型建构，那当然可能还有些用处。

研究家庭生活的精神病学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精神病学家都是这块社会领域的专家）也不能假定经典的“俄狄浦斯人”

（OedipalMan）。

这是因为，正如目前对于理解个体的经济行为来说，经济角色和政治角色的结构性关系往往至关重要，同样，自从维多利亚父权时代以来，无论是家庭内部的各种角色，还是家庭作为一项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历史特定性原则既适用于社会科学，也适用于心理学。

就算是人的内心生活中相当私密的特性，也最好作为处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问题来梳理。

纵观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众生男女展示出了如此纷繁多样的面貌，你只需对此稍加思索，就能认识到，上述假设完全合乎情理。

和社会科学家一样，心理学家在对何为“人”

这一主题发表任何定论之前，也应当好好想想这一点。

人是如此纷繁多样，乃至于在我们所知范围内，没有任何“基础”

心理学、任何“本能”

学说、任何有关“基本人性”

的原则，能帮我们说清楚难以计数的人的类型和个体本身。

除了人的生活所处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内在固有的一些特点，再要就人做出什么断言，也就只有人这个物种所具有的广泛的生物性限制和潜能了。

但正是在这些限制之中，正是透过这些潜能，我们看到了人的众生相。

如果试图通过一套所谓“基本人性”

理论来说明人的历史，等于是将人的历史本身局限在有关“人性”

的“概念”

的某种枯燥牢笼中，而这种“概念”

往往是从有关迷宫中的老鼠之类精确但无关痛痒的琐碎结论中构建出来的。

巴尔赞和格拉夫指出，“金西博士（Dr.Kinsey）的名著《人类男性的性行为》（SexualBehaviorintheHumanMale）的标题就凸显了一个隐含的假设，但在此例中该假设并不成立：该书其实并非探讨人类男性，而只是讨论20世纪中叶美国的男人。

……人性观念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项假设；说它构成了其报告的主题，等于回避了要害问题。

或许有的只是‘人类文化’，一种变动不居的事情。”

[7]

所谓存在某种人之为人所共有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