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导言 语言与历史（第2页）

。

[3]当然，一个人“是谁”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来”

的事实，不能全由自主；而且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其实也未必具有自由选择自己语言的权利和能力。

人一旦丧失了“表达自己的‘真正’所指”

的能力，就会使“真理”

趋于“模糊”

，同时也丧失了通过行动而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似是而非”

的支持者。

[4]

可是，这的确并不等于说，人在语言面前是纯然被动的——即使受到很大限制，他还是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同样是韩礼德说的：“当讲话人宣称他讲哪一种语言时，实际上他是在界定一个语言社团。”

也就是说，他试图界定那些自认为说“同一种语言”

的群体。

[5]与此同时，他也界定、塑造乃至“发明”

了一个“自我”

。

埃德蒙·利奇（EdmundR.Leach，1910—1989）在对缅甸克钦地区族群和语言状况的分析中也指出，“一个人说这一种语言而不说另一种语言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它是个人身份的一种声明”

，或者表示“团结”

，或者表示“社交距离甚至敌意”

。

[6]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多个语言频道之间顺利转换的能力，但如此种种仍然表明，人在语言面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7]而事实上，人的行动能力比这还要积极得多：他可以改造语言，进而改变世界；同样，世界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着语言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社会变革并不只是物质和组织的变革，也是更深层次的语言、情感与认知的变革，而后者并不只是前者的被动结果，也常常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的角色。

从这个特定角度看，历史在语言和世界的互动中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