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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4页）

的结论，阻碍中国的“文明化”

进程。

对此，张世禄试图从学理上把语言的优劣性和文化的优劣性区分开来：

在普通的眼光看来，文化较优的民族所用的语言，自然比文化较劣的民族所用的，内容来得丰富，词句来得完备。

但是语言优劣的问题，应该取决于这种工具自身的适用与否，应该以这种工具性质上的差异为标准，不能根据使用它的民族文化来评判它的高下。

因为语言虽然是社会习惯的一种，而和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社会的制度不能同样的看待；语言是不能随着民族的意志可以自由加以改革的，语言习惯的养成，往往出于民族的不自觉。

……语言演变的原动力是介于自然和人为之间，民族文化的高下和语言本身的优劣是两件事。

说我们所用的国语，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我们的民族固然不必因此而自馁；说我们所用的国语，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自豪。

[108]

这和周作人的担心是一样的。

不过，如前所述，他自己也无法完全避开文化认同和日益紧张的政治格局的压迫。

另外，中国近代知识人对文化平等的渴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与胡以鲁强调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精神”

相应，华超、沈步洲等也都采用了“换位思考”

的办法：如果把分析语作为最文明的语言，使用屈折语的人们会同意吗？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犹豫起来。

显然，汉语被贬低为原始语言所带给中国人的屈辱感，也促使长期受到“絜矩之道”

训练的中国学者以更平等的心态处理问题。

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沈步洲对洪堡等人因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而把汉语“强纳”

进“风马牛不相及”

的印欧语系，同时又把与汉语甚为密切的缅甸语排除在外的做法并不领情，以为其“根本之见已误”

，此不过“迁就”

而已，于事无补，“自欺欺人，莫此为甚”

。

[109]这再次表明，沈步洲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汉语在西方语言学家心目中的地位，而且是揭示语言分类背后的文化“成见”

。

张世禄对世界语和汉语关系的分析，则提出了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论点：由西人发明的世界语同时暗合汉语的特性，表明它“并没有泯灭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优点”

，这同时也“可以促进世人的反省：要实现世界的和平，决不能泯灭了中国的优点”

。

[110]这里的意思很清楚：中国应以一个平等身份参与到世界和平事业中，而这个事业不应“泯灭世界上任何一种”

文明的“优点”

。

这样，中国学者的汉语先进论，绝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版本，而是他们对一个不平等世界的抗议。

自然，中国在实际上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的心态时而失衡，也难以像西人一样真正地把世界尽收眼底（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还只是汉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此问题上，他们的关怀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族主义”

四个字——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概念，那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

这不仅适合于胡以鲁、沈步洲，也适合于瞿秋白。

它使我们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复杂的认知。

[111]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章太炎。

章在清末批评吴稚晖说，用“万国新语”